音乐和读书笔记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06 07:14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音乐与读书笔记”的作文，需要将两个看似独立但又有潜在联系的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 明确文章核心与主旨 (Define Your Core Message & Thesis)"
1. "确定中心思想：" 你想通过这篇文章表达什么？是探讨音乐如何影响阅读体验？是记录在阅读中产生的与音乐相关的感悟？是将音乐作为一种辅助工具用于读书笔记？还是单纯描绘两者结合的美好？清晰的中心思想是文章的灵魂。 2. "选择切入点：" 音乐和读书笔记的联系可以有很多角度。是某本书让你想到了某首音乐？是某首音乐让你对某本书有了新的理解？是听音乐时如何做笔记？还是音乐本身就像一种“人生的读书笔记”？选择一个你最有感触、最容易展开论述的角度。
"二、 深入思考两者的关联 (Explore the Connection Deeply)"
1. "挖掘内在联系：" "情绪共鸣：" 音乐和书籍都能强烈地触动人的情绪。某段旋律是否呼应了书中某个场景或人物的心情？记录下这种共鸣。 "氛围营造：" 背景音乐如何帮助你进入阅读状态，或者改变你对书籍氛围的感受？ "想象力激发：" 音乐是否像文字一样，能激发你的想象力，帮助你构建脑海中的世界？ "思考辅助："

读书｜文学与音乐的同体共生——读余华随笔集《文学或者音乐》

无论人们是否真心爱好文学，余华及其作品在当代中国文学界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精神存在，他的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和《文城》都是严肃文学的畅销书，余华也籍此确立了当代文学先锋作家的重要地位。余华不仅小说写得行云流水，散文随笔也深受读者欢迎，《文学或者音乐》（译林出版社2021年12月再版）一书即为例证。

一

一个人的阅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精神发育史和思想成长史。余华随笔集《文学或者音乐》，通过沉静叙述阅读文学经典和研读传世音乐作品的过程和独特感受，展现欣赏文学原典、鉴赏音乐经典对于其小说创作的价值和特殊意义。余华引用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名言坦承经典的作用：“宁肯去读拜伦的一行诗，也不要去读现在的一百多种文学杂志。”对于余华来说，以往30多年的阅读饥渴也许是由于“先天营养不良”，而近10年来他可以从容自信地品读和鉴赏中西文艺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阅读也就从彼时简单的生存之需，演变成当下高贵的精神享受。

《文学或者音乐》前半部分主要阐释文学作品和评介作家风格，后半部分则侧重于解析西方古典音乐和月旦音乐家，从这部以小说家视角状绘音乐旋律与节奏的文集中，不难发现余华小说的文风从《活着》开始转向简洁朴实之后，那些精致曼妙的华章锦句大都付诸于随笔写作中。作家对作家的点评和剖解，自有他们独特的话语风格和表达范式，不同于专业评论家那样需顾及逻辑、结构、体例和繁琐的学术规范，在作家评论作家的文字里文学与文学直接相遇，他们不需要经过细致解读、缜密考证和严谨推理，而是凭借直觉和感性瞬间直达论证的终点，与中国传统的诗话非常接近或类同。作家们总能在大量阅读中把看似无甚关联的作家辐辏起来，并依靠丰富的阅读经验提炼不同作家内里的相似处和不同点。余华始终把阅读视为“焕发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的通道，正如他在随笔集自序中所写：“我对那些伟大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会被它们带走。我就像是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正是这种不间断的沉潜式阅读，累积成余华厚实坚弥的文学功底，激荡出余华难以抑制的写作冲动，阅读已然成为余华文学生长的脉冲机和助推器。

在《文学或者音乐》中，余华以阅读者的练达和充盈，以及音乐发烧友的敏锐和细腻，引领读者走近博尔赫斯、福克纳、卡夫卡、契诃夫、马尔克斯、肖斯塔科维奇、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和文学巨匠，条分缕析他们的叙事技巧，抵达他们创作的灵魂所在。鉴于经典文学作品大都具有超越属性，阅读经典作品遂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命题。

曾创作出《动物庄园》等世界名作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写下一句看似荒唐而浅薄的话：经典作品是把你已经知道的再告诉你。当我读罢余华《文学或者音乐》这部随笔集时，才真正明白乔治·奥威尔并不是把阅读经典的功能指向已然消逝的过往，并不是与烛照当下、洞悉未来的人文功效相悖离，而是想提醒和告诫人们，一个自身空虚的人，他根本就没有阅读经典的权力和资格。“其他作家的影响恰恰是为了使自己不断地去发现自己，使自己写作的独特性更加完整，同时也使文学得到延伸，”这句描述胡安·鲁尔福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产生深刻影响的话，也使余华一语道破了阅读经典的枢机所在。书籍作为人类灵魂的镜像，是一个人审视和探索自己精神世界的内在路径，那些坚持阅读且将通过阅读获取的知识转化为他人案头读物的人，时间久了就会成为一座迷宫和勘清迷宫幽径的向导。如果你置身其中却没有找到与自身的任何纠葛和丝毫关联，那么这座迷宫永远只是一个冰冷的虚幻的可有可无的存在，只有借助阅读这一密匙，才能“发现”并开启横亘在逼仄的现实与阔大的内心之间的神秘大门。

在余华看来，经典文本和个人阅读如同《山海经》里仅有一只眼睛、一个翅膀的蛮蛮，只有与同类合体后才能振翼高飞、翱翔九天，“看似安静的阅读实质动荡澎湃，每个读者都会带着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去阅读，在阅读的同时唤醒自己经历里的细节、情节和故事。这样的阅读会在作品的原意之上叠加出一层层的联想，共鸣也好，反驳也好，都是缤纷时刻的来临，”从这个意义上讲，每部作品都是一只蛮蛮，阅读是另一只蛮蛮，每一次阅读均是沿着叙述之路，通过重重文字抵达真实，这个真实既是作家想要传达的真实，也是读者自我体验的真实，所以这个真实在本质上属于阅读者自己。

对于包括余华在内的每一位优秀作家来说，那些经过时间长河淘洗所存留下来的文艺经典，如书中提及的《喧哗与骚动》《燃烧的原野》《小径分岔的花园》和《变形记》等，是自己作品吸收养分、添添能量的常青藤，劳作果实的饱满芬芳绝非作家个人的成就与荣耀，而是对茨威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等先辈作家们的回馈与报答，因为果实汁液中浸润着这些大师们的优质文化基因。对于那些没有能力用文字向大师表达敬意的普通读者而言，人生的每段历程也是累累硕果，经典作品的涵育与滋养使他们平淡的生活同样散发出明丽的光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文明的沉积与传承、赓续与流布，正是通过这最简单也是最私密的方式——阅读来实现和完成的。

余华

二

余华之所以将《文学或者音乐》称作个人阅读之书、和声之书，是由于书中所辑录的28篇文章承载了余华30多年的阅听经历和体验，对那些经典巨作的一次次沉潜、一遍遍钩沉，都被浓缩在这部阅读随笔集的字里行间。在书中，余华以“写小说者”的敏锐和直觉，反复叩问福克纳、马尔克斯、肖斯塔科维奇、柴可夫斯基等巨匠大师，条分缕析他们的叙述风格与叙事技巧，直抵他们创作的秘密所在，而这些大师们笔下的经典作品，也正是在余华的深彻阅读和深度解读中，焕发出穿越时空的强劲生命力。阅读余华的《文学或者音乐》，竟对叙述有了妙不可言的体会，不能说醍醐灌顶，但好像让笔者打开了另一双眼睛。于我来说，不长不短的阅历和阅读越来越使我对文字产生了怀疑，文字正在弱化其作为交流工具的功能，而强化着作为表达手段的职责，而在当下可能需要翻越众多表达的藩篱与屏障，才能恰切精准地捕捉到使用文字的作者真正要和读者进行交流的意图，即便如此，使用文字依然是目前比较可靠的捕捉方式，而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里，只有叙述才能透露出作家想要传递的信息，或者下意识流露出内心真实的声音。喜欢书中对《一千零一夜》叙述的精妙解构，在这个古老故事里，余华通过叙述将两个貌似毫无瓜葛的梦以大圆套小圆的形式联接起来，并以精妙的回旋从容地完成一个关于因果循环故事的叙述。余华说，文字是人们共有的体验和想象，而叙述才是个人的体验和想象。叙述的节奏、顺序以及对事件的取舍、架构等等，它们就像一串密码，隐藏于一马平川的情节和形象中，它们使情节变得扑朔迷离，使形象变得捉摸不定，但是因为这串密码，形象与情节天衣无缝，即便荒诞不经，却能让表达的意思顺理成章。余华不仅沉浸于阅读经典，更善于以小说的神态和样貌讲叙阅读经典的欣忭与收获，这就使他的读书随笔像叙事作品一样有跌沓起伏的开篇，有诡异多变的悬念，有静水深流的描述，有枝蔓繁复的结构，有飞流直下的收尾。这种叙述方式无疑丰富了表达策略，但也毋庸置疑地遮蔽了主题内容，使余华那些独特的阅读发现掩映在细密琐碎的文字背后，或明或暗忽隐忽显，迫使读者和余华一道用发现的眼睛去阅读这些读书随笔，但千万不要把这种穿透力极强的行文方式看作小说家的炫耀甚至卖弄，恰恰相反，余华的阅读随笔是非常平实非常内敛的，他那些高密度的比喻不是修辞性的，而是为了拓展解读作品时的叙述空间和美学张力，在比喻的不确定性中试图逾越随笔的语言规范。作为一种文学制式的阅读随笔，其主旨内蕴和叙事策略如同孩童们用来玩耍游戏的滑梯，一侧是拾阶而上、攀越爬升的人梯，另一侧是陡直而下、惊险刺激的光板，两者物理间距虽近在咫尺，但功能却有霄壤之别，根本差异在于作者对精准度的把握与掌控，一旦失真失准就会陷入自我卖弄的尴尬窘境。优秀作家的心态大都敏感而纤细，其在文学创作中除了秉持一种虔诚和专注外，还对尺度保持审慎和戒备，因为写作分寸感犹如与生俱来的平衡感，深藏于作家体内，这也是甄别和区分读书随笔高下优劣的重要标志：是大炒冷饭式的寡淡内容加上华而不实的文字，还是发自内心的原创性发现并辅之于朴实深邃的表述，这不仅表明作者在阅读中是否发现了自己，而且说明其写作是否真正有别于前人和他人，余华的读书随笔无疑属于后者。歌德在《浮士德》中说：如果你的确了不起，我就和你交换灵魂，余华在阅读中与一些伟大心灵进行真诚对话，发现了歌德所说的“了不起的灵魂”，并在随笔写作中袒露无遗。

（图源视觉中国）

三

在古今中外文学界，热衷于音乐的作家不乏其人，如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平素大剂量倾听乐曲，他的文学作品里很多人物都富有音乐修养，其小说字里行间经常“传来”悠扬低缓的音乐。余华对音乐的垂注几乎与他的文学训练同时起步，近40年的个人阅听史使他能够寻找和概括文学与音乐的共有特征，然后以殊异的叙述结构成一个穿越文字与音符的“互文性”文本。这本文集收录了《音乐影响我的写作》等6篇音乐随笔，那些灵动的文字与氤氲音符间的温情，不仅彰显出作者丰富的音乐欣赏经验，而且让读者体认艺术相通的特质、领略文学与音乐的“通感”之美：“音乐中的强弱和渐弱，如同文学中的浓淡之分；音乐中的和声类似文学中多层的对话和描写；音乐中的华彩段，就像文学中富丽堂皇的排比句”，余华充分调动小说家的感觉与视角，把读者引领到旋律优美与节奏舒缓的音乐世界之中。众所周知，从巴洛克时代一直到浪漫主义晚期，音乐与文学在各自的领域传承和演进，而当文学与古典音乐相遇则出现奇异的艺术景致，余华在书中阐述了二者的共契和互构，交响乐中小段的抒情可以覆盖高亢的旋律与明快的节奏，文学作品则在跌宕恢宏的叙述之后出现强力情感震撼。余华对音乐的酷爱与偏好，让人们联想到书中福克纳的《沃许》，看来作家在喜欢音乐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度。阅读傅雷的翻译著述，读者也许重新认识了莫扎特；披览余华的《文学或者音乐》，读者再度了解了肖斯塔科维奇，也许音乐是作家进入这个世界的另一种途径，是作家自我生命不可或缺的构成，更是作家们心灵栖息地和灵魂寄寓所。

在书中谈论西方音乐的篇什里，余华感受到音乐大师们灵魂的圣洁与深渺，并与他们进行了深度对话和畅快交流，因为他在肖斯塔科维奇、柴可夫斯基等人的音乐作品中聆听到自己心灵的悸动，特别是书中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和霍桑的《红字》作了叙述上的比照，在这里音乐的韵律和文字的节奏高度契合，犹如大海上的波浪渐行渐强，最后在一个激昂高亢的高潮中戛然而止，叙述使得音乐与文学互为倒影。所以，此书引导读者对文学叙述萌生更深的体验，并对音乐叙述有了别样的感知。对于文学对于小说，余华事实上是以同行身份阅读前辈作品的，经年的创作体验使他能够非常从容地分辨文学作品的质地品位。而对于音乐尤其是西方古典音乐，余华只是在膜拜和仰视。在表达阅读音乐经典的感受时，他只能借助文学作为修辞方式，反复强调文学和音乐都具有叙述性品格，以此来印证自己上述对比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并断言“它们的叙述之所以合理的存在，是因为它们在流动”，这一结论似乎有些牵强和武断。我们知道世界上几乎所有艺术均以流动的形式而存在，镜头流动是电影艺术的基本特征，色彩流动是绘画艺术的主要手段，形体流动是雕塑艺术的重要形态，换言之，流动是一切艺术的重要属性，文学和音乐自不例外。当然余华自己在书中也表现出一丝忐忑和不自信：“我对那些伟大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会被它们带走。我就像是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如果不对随笔集中的文学和音乐加以严格对比，人们似乎难以发现余华在叙述音乐阅读时存在着缺乏傅雷式的艺术通感，因为他希望借助表达音乐体验以启发读者从文学视角去鉴赏音乐，进而用多维对话探求音乐之路的时空伸展，这种阅读发现可能是独特有力的，但也容易迷惑和误导一些读者。事实上，余华音乐评论中的缺憾是目前我国音乐理论界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即阐述音乐作品的语言过于单调、文字也过于乏味，更没有将文学与音乐的内在关联阐释彻底。当然余华凭籍精湛的文学技法打开了音乐叙述的大门，在对文学与音乐两域的梳解中，不露声色地将读者带入对音乐的审美体验，这在乐评文章呆板枯燥的当下已属相当不易，更何况余华只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普通音乐欣赏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余华已属于两栖作战的高手。

作者：刘金祥

编辑：金久超

“代替着大众在呐喊”——聂耳是如何写歌的

作者：张新光（宁波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书记、副院长，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宁波大学基地研究员）

人民音乐家聂耳除了谱写《义勇军进行曲》，还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群众音乐作品。短暂的生命留下耀眼的成就，除了源自他个人的音乐天赋，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深入群众、深入社会生活最底层的音乐实践。聂耳的音乐作品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聂耳心怀贫苦大众，特别关爱儿童。在聂耳一生创作的37首歌曲中，有6首是为儿童写的。《卖报歌》就是为一卖报儿童而写的。1933年的冬天，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工作的聂耳经常看见一女孩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上叫卖报纸。这个小女孩身体瘦弱，在来来往往的行人里叫卖：“卖报！卖报！今朝的报纸真正好呀！买吧买吧！”声音颤抖、稚嫩，却像银铃般清脆。聂耳了解到这名十岁的小女孩姓杨，没有名字，人们都叫她“小毛头”，由于家境困难，她只能靠卖报糊口。“小毛头”的不幸遭遇引起聂耳的同情，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于是，他对“小毛头”说：“干脆我帮你写一首卖报歌吧。这样，别人叫着卖，你可以唱着卖，一定会比别人卖得多的。”他把“小毛头”的遭遇和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后来成为田汉夫人的安娥，安娥马上就写出了歌词，聂耳也一口气谱了曲，并且把这首歌教给“小毛头”唱。“小毛头”高兴极了，很快就学会了这首歌。在卖报时，她唱得格外带劲，吸引了许多顾客，报纸卖得更多更快了。后来，在聂耳的介绍下，“小毛头”在田汉剧作《扬子江暴风雨》扮演报童，并演唱《卖报歌》。《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公演后，深受观众欢迎，《卖报歌》也很快传开了。直至今天，我国的少年儿童几乎都会唱这首歌曲。

音乐需要从大众丰富的斗争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聂耳正是遵照这一原则进行创作的，这在《大路歌》的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1934年，电影剧作家孙瑜完成了一部反映工人斗争生活的新剧本《大路》。剧本中的筑路工人，为了修护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军事公路，昼夜不息，艰苦奋战。孙瑜在写《大路》电影脚本时，构思并创作了一首颇为满意的主题歌，命名《大路歌》，谁来谱曲呢？他毫不犹豫地找到聂耳。聂耳问：“这首主题歌要写成哪样的情调和节奏？”孙瑜想了想：“我希望《大路歌》带一点俄国《伏尔加船夫曲》那样悲壮的调子。那是一首表现拉纤工人的劳动歌曲。这首《大路歌》是表现拉铁磙工人的劳动歌曲。他们都是劳动者，挣扎在死亡线上，都向往着自由和解放。这两首歌内容、情调都有些相近。”聂耳思考后，认为《大路歌》不仅要有《伏尔加船夫曲》的悲壮，还应表现筑路工人满怀热忱的激情和胜利乐观的信心。为了直接从生活中熟悉劳动者的声音、了解工人们的生活和情感，在创作中聂耳特意前往筑路工地，与工人们一起劳动，听他们唱劳动号子，体验他们的内心感受。

1934年夏秋之交，聂耳随《大路》摄制组到无锡拍外景。当时，驻地附近正在修筑一条环湖公路。聂耳头戴草帽，脚穿草鞋，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和工人们一起拉铁磙，跟工人们齐声应和劳动号子。淋漓的汗水浸湿了土地，锋利的石块磨破了脚跟，但大家毫不在乎。在劳动中，聂耳感受到工人们的钢铁意志和乐观精神。他把这种感受融入《大路歌》的创作中，使歌曲真实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心声，尤其是歌中所穿插的号子声，更增添了震撼力。

聂耳为人民而歌，为时代而歌。正如冼星海所说，聂耳“以他满溢的才华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1933年初，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聂耳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音乐才华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国民政府罔顾民众疾苦和国家危亡继续施行“不抵抗”政策，聂耳深感愤怒，他废寝忘食地将心中情感寄托于作曲。贫困的少年时代、家乡百姓的痛苦、恩师被捕的冲击、被火车碾压的捡煤渣少女、在日军炮火下惶恐逃跑的人们……那一幕幕受尽压迫的情形浮现脑海。他把强烈的革命热情化为一个个音符，以铿锵有力的旋律迸发出来。《义勇军进行曲》以振奋人心的旋律“为抗战发出怒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喊出了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呼声，全面抗战不久就随着歌声展开。

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聂耳总结说：“音乐和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的态度。”他对当时流行的靡靡之音非常不满，认为新兴音乐应该“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代替着大众在呐喊”，而不是用靡靡之音麻醉、腐蚀人民的心灵。

自古以来，优秀的文艺家必然是人民的代言人、时代的乐手。真心实意为人民发声，急人民之所急，爱人民之所爱，诉说人民的悲欢。正如聂耳曾以“黑天使”为笔名，在《中国歌舞短论》中写道的那样：“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27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