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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9-06 10:1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切肤之爱》(Loving Vincent)的观后感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你的文章有深度、有逻辑且能引起共鸣:
1. "明确核心主题与感受:" "是什么让你感动?" 是对画家的执着与才华?是跨越时空的爱恋?是电影独特的视觉风格?还是对生命、艺术、爱情的哲学思考?先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确定你文章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或最强烈的感受。 "选择侧重点:" 《切肤之爱》信息量丰富,你可以选择一个或几个方面深入探讨,而不是试图涵盖所有内容。例如,你可以专注于电影如何通过绘画来讲述故事,或者分析主角Vincent和Helen之间的情感纠葛。
2. "深入理解电影内容:" "情节梳理:" 简要概括电影的主要情节,但避免剧透关键转折或结局。重点是为你后面的分析和感受提供背景。 "角色分析:" 分析Vincent、Helen、Kurt等主要角色的性格、动机和他们在故事中的作用。他们的关系如何发展?他们的行为背后反映了什么? "象征意义:" 电影中充满了象征元素(如画笔、颜料、画布、时间流逝等)。思考这些元素如何帮助表达主题,并尝试在文中解读它们。
3. "关注电影的独特之处
《炖马靴》 迟子建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许玮
每当晋北的天空飘落雪花,我总会遥想茫茫大兴安岭,遥想迟子建的故乡漠河北极村,那里是否也正飘着雪,雪花将天地落得一片苍茫。或者,挺拔的松柏在风过之时,掀起阵阵涛声,哗哗哗地在人间演绎着自然的天籁。这时候,一支安静的笔,和着窗外的风雪声,在纸上划过,一笔一笔,焐热了自己心底的寒凉,也让遥远他乡的读者,听到了白雪和清风的诉说。她便是作家迟子建。
大兴安岭到处都是树,树是黑土地的精灵,无声地守望着世界的瞬息万变。它们的无声,恰恰是迟子建笔下最有力的爆发,而小说集《炖马靴》,是迟子建30多年小说艺术探索的一个浓缩。小说《逝川》中,鱼儿能流泪,替年老的渔妇吉喜抒发青春逝去的悲凉;《雾月牛栏》《一匹马两个人》中,普通的牛马富有神性,通了人的言语,能在善与恶、爱与美的角逐中,守护灵魂的纯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蒋百嫂的一曲曲歌哭,有些歇斯底里,可何尝不是经历了人生变故的迟子建自己对伤痛的倾诉呢。只是,一己的悲欢在众生的悲欢面前总是显得那么渺小。迟子建用温情疗治自己的创伤,也安慰了那些可能坠向颓萎之海的灵魂,而《炖马靴》这则短篇,则倾注了她对故乡林海雪原最深的感情。
1989年,迟子建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北极村童话》。评论家曾镇南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迟子建的文学才华,几乎是附着在北极村的林子、菜园、江畔、木刻楞、马爬犁……上面的。她生养于斯、魂系于斯、歌吟于斯。她的那些写的最有感情、最有韵味、最有辞采的小说,都是这片北国水土的结晶。”曾先生慧眼识珠,当年的“文学新星”,日后果然成了著作等身的大作家。然而,不论迟子建后来写出多少优秀的作品,熟悉她的读者总会记得她初登文坛时的那部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读《北极村童话》,很自然地会想到文学前辈萧红,想到萧红的《呼兰河传》。在我看来,迟子建一出手,便很顺畅、很自然地与萧红在文气上有了承接,并始终保持了一种写作底色:干净、清纯、温暖。因此,读迟子建的小说,总会不由地联想到萧红。
萧红的人生只有短短31年。尽管贫病交加,情感生活落魄,但有一个爱她的祖父,她的文笔始终散发着孩童的纯净和少女的情怀。迟子建童年生活在外婆家,北极村的风土人情、外婆无形中的文学启蒙,让她的写作自始至终带着童真的可贵,流露出少女的天真烂漫。从这一点说,迟子建和萧红相似。有些作家很不喜欢读者评论其风格像谁或接近谁,但却常常存在这样的像或接近。在散文《落红萧萧为哪般》中,迟子建写她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祭奠萧红的情景。她把红酒洒在一棵大树下,为萧红斟上了一杯岁月的沉酿。那简直是两个隔代的文学才女在对话。萧红一生孤寂漂泊,饮尽人间苦水,可能连喝一杯红酒的从容都不多,但《呼兰河传》散发的质朴和童趣,让翻开它的读者无不嗅到黑土地的味道,也感到了家的温煦。有多少作家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耕耘书写,而萧红与迟子建这两位身处不同时代的女作家却异常引人注目。萧红和迟子建是东北的黑土地养育的两个隔空的文学精灵,只是,孤寂与病痛终没能让萧红完成理想中的作品,而尽情书写大东北乡情的重任,落在了迟子建肩上。在文学开掘人性的深度方面,迟子建早已超越了萧红,她比萧红更深入地揭开社会表层的脓包,透视芸芸众生的爱与痛。迟子建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融入了自己遭遇的种种人生寒凉。因为有过切肤之痛,所以,生离死别在迟子建笔下是那么让人揪心,就如同萧红叙写饥饿和漂泊。没有切肤的疼痛,文字永远也不会打动人。
迟子建热爱自己的故乡,所以她的作品始终有一个主题:故乡。她在一篇文章里说,“我的文学之路不管多么曲折,都有一个清晰的指向,那就是我的故乡,那就是我的心灵。”迟子建从一开始就找到了正确的写作入口和出口,早期写北极村,后来写哈尔滨,无不如此。光阴荏苒,哈尔滨几经变迁,早就是汇聚了苏俄风情的国际大都市。萧红和萧军当年艰难栖身的“东兴顺旅馆”早不在了,但苏俄风情的历史建筑留了下来,成为这座都市吸纳融合多元文明的见证。迟子建把这些建筑一遍遍打量,甚至每天都与它们擦身而过,《起舞》《晚安玫瑰》,这些地域风情极浓的作品,倾尽了她对生长于斯的故土的恋情。
任何一个作家都是饮故乡的水才出落成作家的,故乡的水土赋予每个作家不同的禀性,而故乡是每个作家取之不竭的宝库。北极村有的是白雪,有让城里人羡慕的波光潋滟的河流。一个与江河、雪花为伴的作家,笔下的文字能不干净、清冽又纯美吗?不管写何种题材的作品,迟子建从不离开故乡的风情。在获颁茅盾文学奖的仪式上,迟子建说了这样的感言:跟我一起来到这个颁奖台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故乡,有森林、河流、清风、明月,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承接了文学的血脉,土地和传统的营养便自由吸纳。迟子建是她故乡风物的文学代言。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登上文坛,迟子建走了长长一段文学路。她的创作高产又高质,但既不是百米赛道上的冲刺,也不是跨栏时的速度与激情,而是在文学的跑道上不徐不疾,悠然自得。一个作家,难免不受时代的影响,也常常容易被归类、贴标签,甚至还有作家会被冠以“嫉恶如仇”之类的名,但迟子建没有。她安静地写,写故乡,写黑土地的白雪与河流。她有一支魔术棒一样的笔,但又无法让评论家和读者简单把她归类,她也无心把自己推向文学潮流的尖儿上。这是作家本人的可贵,文学的底色因之而更纯粹。何谓人生的修炼?化茧成蝶的蜕变是修炼,在原野静候一颗种子发芽,亦为修炼。曾有人说,迟子建的作品太过温情,温情得像是故意躲避这个世界的污秽、不公与抗争。不过,喜欢迟子建的读者又总被她作品的温情打动。生长于极寒地带的迟子建,目睹了大自然的沧桑变幻,经历了人生的寒冷,不但没有让她的笔带上霜雪,反而给这个世界书写温暖,让读者从她的笔端感到这个世界于绝望中透出的希望,于悲凉中焕发出的光彩。神交好作家,就像与心灵的知己相遇。经历了岁月苍凉的迟子建,携着文字的温暖,像一位隐身于白桦林中的精灵,带我们在极北的严寒中跋涉欣赏,并不断地送来文学的关怀。
记不得谁说过一句话:每个作家都有生活,但并不是每个作家都驾驭得了生活,并把它写得精彩,让人激赏。迟子建做到了,这是她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1964年的元宵节,一个取名“迎灯”的女孩降生在漠河北极村,可能村里的父老不会想到,这个女孩日后会成为一颗文曲星,是提着灯盏,为人们烹饪文学盛宴的文曲星。每个人,从降生之日起,造化似乎冥冥之中已经有了安排。在看不见的时间和空间里,人,各自走着各自的路。或许,这是命里的注定。迟子建有一篇小说取名《逆行精灵》,而她,不正是文学国里的精灵吗!伴着极地的白雪和月光,迟子建从容地建造着自己的文学城堡,不紧不慢。文学要的就是这种不紧不慢。
晋北的冬天,没有漠河北极村那样的大雪,也没有松花江岸让人一见倾心的雾凇。正因如此,文学的风貌因地域而迥然。晋北的野酸枣、山药蛋养育着晋北人的憨直与粗犷。逢到雪落之时,逢到有朋友说漠河那一带又见到久违的北极光时,我便想起了迟子建,想起她家乡的潺潺溪流、桦树柈子,还有冷得让人牙齿打战的寒冬,当然,更会想起迟子建精灵般跳跃的文字——那些温暖直抵人心的篇章。
来源:文汇报
陈映真(1937-2016),台湾文学家、思想家、社会运动家。本名陈永善,生于台湾苗栗县,祖籍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1959年以小说《面摊》进入文坛,曾获吴浊流文学奖、《中国时报》小说推荐奖、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等。1985年创办《人间》杂志,开创中文纪实摄影报道先河。
陈映真手迹。
《将军族》《夜行货车》《赵南栋》
作者:陈映真
版本:理想国|九州出版社 2020年6月
在当下读到陈映真小说全集,是一次迟来的回望。回望二十世纪急剧动荡的历史和历史后街上的无名者,回望一位知识人和理想主义者所走过的漫长生命旅程,也是回望一个人,如何与自身的虚无软弱缠斗,在思想和精神上执着探索新的出路,让光进来,照进一个黑云压城的阴霾时代。
写活战后一代人痛苦不安的灵魂
1959年,还在淡江英专读书的陈映真,在《笔汇》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面摊》,奠定他小说的基调:对普通人生命的深切关注,超越界限的人道主义关怀,忧郁怅然的诗性抒情,以及叙事手法的复调性。
《我的弟弟康雄》是陈映真早期小说的名篇,小说以康雄的姐姐“我”的视角展开叙事,透过康雄的三本日记,进入一个细瘦苍白的安那其少年哀伤负罪的心灵。在那个充满禁忌的时代,康雄身上那种朦胧的热烈的怅惘的,却在现实中无法深植的理想,那种自我与理想俱碎后死灭的沉沉的悲哀,深深地打动了当时台湾无数年轻人温柔敏感的心,触发了他们强烈的情感共鸣。作家三毛说,这篇小说她“看了一百遍以上,每遍读都哭”。
康雄无疑是陈映真早期小说中的灵魂人物。或隐或显地,他很多小说中都有一个康雄那般忧郁彷徨的青年,张着一双热切而困惑的眼睛,孤独地醒来,怀抱着某种模糊的理想去行动,继而幻灭,终至堕落或死亡。革命者与颓废者、神明与魔障、圣徒与败德者,是酷似的孪生儿,在他心中并存。他是《苹果树》中在破败街巷弹琴画画憧憬着一片“幸福的乐土”的林武治,是《乡村的教师》中心怀家国理想却被战争梦魇吞噬的吴锦翔……
《将军族》中的另一些小说则展现出别样的面貌,它们略显滞涩怪诞,如梦魇般,笼罩着令人不安的阴翳氛围,如《故乡》《死者》《一绿色之候鸟》《永恒的大地》等,这些小说暗自埋藏着历史与现实的骨节,而复坠于人物内心的幽暗不可解中。陈映真用这些密度极大、意涵极深的文字,密密编织成一张张坚实而缠绕的网,在历史与人心的风暴中打捞,网住了一些坚硬的物质,而有意无意漏掉的,则隐藏在笔下人物忧郁的目光里,在放诞的言行中,在隐喻性和寓言体的笔法里,在奇崛陡峭的意象中(如《面摊》中故乡初夏傍晚那颗橙红的早星,《祖父和伞》中那支“像一个神秘的巨灵”“有着一种尊贵魅人的亮光”的美丽的伞……)。这与当时极其压抑的外部环境有关,亦与作者内心的大苦闷尚未找到思想与精神出路有关。
在《将军族》收录的二十四篇小说中,陈映真写活了战后一代人痛苦不安的灵魂,他们的离乱浮生,他们内心无名的悲哀。他所书写的,或可用《乡村的教师》中的一句话作结,“是一个大的理想大的志愿崩坏后的遗迹”。
把关注目光投向现代职场中人
在下一本《夜行货车》中,像从一条幽暗蜿蜒的山路中寻到出口,小说风格转而明晰清朗,骨骼分明。主人公从心灵的泥淖中拔足,进入“华盛顿大楼”。“华盛顿大楼”系列亦是陈映真历经七年“远行”之后重返文坛的作品,从中可看出他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在这些小说中,陈映真把关注目光投向现代职场中人,他们在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和消费主义的席卷中,在日复一日的上班族生活中,无声地承受着内心的磨损与异化,这些上世纪八十年代“台北漂”的故事,在当下读来心有戚戚焉。
《上班族的一日》中,辞职才一天就感到仿佛被世界抛弃了的黄静雄猛然惊觉:“这一整个世界,似乎早已绵密地组织到一个他无从理解的巨大、强力的机械里,从而随着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辞色地转动。”《云》通过跨国公司女工工会的筹组与失败的真实经历,直指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与日常表象背后那操控一切的庞大权力结构。《六月里的玫瑰花》《贺大哥》两篇则分别通过军曹巴尔奈和吧女艾密丽的爱情、越战退役美国青年贺大哥寻求心灵救赎的精神流浪记,深刻呈现了无可逃离的战争梦魇对人毁灭性的戕害,亦着力探讨爱的救赎的可能性,世俗之爱(《六月里的玫瑰花》中的爱情)与精神之爱(《贺大哥》中的人道主义之爱、宗教之爱)。“爱,无条件地爱人类,无条件地相信人类。虽然这无条件的信赖,往往带来甚至以生命当代价的危机。但是,让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更多、更多的人能够不图回报,而从一个人的生命的内层去爱别人、信赖别人。那美丽的、新的世界就伸手可及了。”这些话在当下读来,如一剂猛烈的清醒剂,瞬间被击中,再也不会忘记。
这些小说,更具时代与历史关联性的叙事架构,深入多层次多切面的当代社会现实,是陈映真“人间性”最为集中的体现。
以个人记忆召唤历史的幽灵
在代表晚期风格的小说集《赵南栋》中,陈映真的目光越过繁华都市,投向历史的幽暗岩层。《赵南栋》收录的七部中短篇小说,讲述台湾左翼青年从乌托邦到失乐园、被历史拨弄的悲剧命运,讲述丧乱时代普通人的世代断裂与悲欢离合。一个一个的人,隐入历史的背面,受欺压,被遗忘,而陈映真用小说将他们一一打捞起来,使得大量无法说、不可说的家国身世苦痛经验从幽暗历史地表浮现,全景式还原从日本殖民时期至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台湾乃至亚洲第三世界的历史与个人生活及两者间的交错与悖谬。青春情愫与理想主义交织,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同构,笔力雄阔苍劲、沉郁浑厚,标志着陈映真小说创作和历史反思的最高峰。
陈映真的小说温柔又凌厉,丰富却纯正,径直触碰灵魂。从1959年至2001年,纵观陈映真绵延半个世纪的小说创作历程,他以笔为刀,一面自剖,一面剖世;一面极深地刺向自己和笔下人物灵魂的最深处,一面又极深地刺向高度复杂的外部现实和历史的关节处,内向叙事与外向叙事达到高度统一,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最吸引人的,是一种复杂暧昧又温柔体恤的内心深度,和罕见的对具体的人深刻有力的关怀。他极度真诚,不断地用文字、也用他的社会实践剔除思想和心灵上虚浮赘余的部分,剔除个人气质中对忧郁和感伤的沉溺,不断校正关注和思索世界的思想准线。
自剖与剖世这一核心特质,亦决定了陈映真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叙事手法及最终呈现的艺术风貌等。因为这种身心高度沉浸的主体性写作,和一般深具历史意识的小说不同,陈映真没有采用更普遍的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述视角,而是将其化作一种内向的有限叙述视角。他将幽暗的历史与现实,投影到笔下人物的记忆中,化为他们萦绕不断的梦魇,化为深沉的自省与思索。由此,在他的小说中,对历史、对社会的关注与人物内心“道德律”的自我拷问同时进行,互相缠斗,以个人记忆召唤历史的幽灵。正如学者黎湘萍所指出的,“他的思考穿过现实的表面,将已化为灵魂深处的阴影的过去再现了出来。”由此,陈映真的思索愈发真切刻骨。他一面深切关注着后街上的无名者,一面不断返归自身,一直在思索,在一个理想遭禁锢的时代,人如何才是活着?何为人之罪?何为历史之罪?如何创造一个“更好、更公平、更自由的世界”?他的小说中都是无可选择地背负着历史重压与心灵罪疚的普通人,哀哀无告,或沉默地承受痛苦,或在痛苦中思索、忏悔。他们一生被抛掷、受磨难,却背负着历史的重轭,在为整个时代的错误而忏悔,这其中深刻的悲凉与批判意识不言自明。
在陈映真笔下,世界不再是岿然不动的庞大器械,历史不再是冰冷的事实和数据,而是化作与人血肉相关的生命真实和情感真相,他以高度醇熟的艺术手法将混沌一片的现实与历史密密编织进人心与故事的纹理中。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映真对人的真正关怀,对信仰与爱的坚定,对理想社会的想象与追求,对社会不义、历史罪恶的反思批判,才真正有了坚实可靠的现实落点与情感依托,才如此真实切肤,触碰灵魂。由此,陈映真的小说才真正成为一种“人的文学”,陈映真也被称为台湾的良心、“五四”精神在台湾最后的传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陈映真的小说时,常常在那些受欺凌的普通人和温柔痛苦的故事中,感受到一种崇高的、令人深深动容的理想主义情感和浪漫怀想。极严酷的现实质地与极浪漫超越性的精神内核,在他的小说中拧成一股紧密咬合的绳索,互为合力。而往深里看,这也正是两个陈映真的冲突与融合,一个是极富艺术气质、热忱敏感的小说家陈映真,一个是厌弃幻想、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的改革者、思想者陈映真。由此,陈映真的小说,亦展示了一颗伟大心灵所能触及的深阔面向,一种矛盾而动人的复杂张力。
文/黄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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