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 读后感如何写我教你。（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10 01: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训诂学读后感的作文，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内容充实、结构清晰、感受真挚：
1. "明确核心主题与个人感受 (Identify the Core Theme and Personal Feelings):" "读什么？" 首先要清楚你读的是哪本关于训诂学的书、文章还是哪一部分内容。明确文本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或探讨的问题是什么。 "感受如何？" 训诂学可能涉及枯燥的术语、繁琐的考证，但也可能充满逻辑魅力、语言智慧和历史趣味。你需要提炼出自己阅读过程中的真实感受：是觉得艰深难懂，还是饶有趣味？是获得了知识上的满足，还是方法上的启发？是对其价值产生了认同，还是有所质疑？
2. "精准理解训诂学的基本概念 (Accurately Understand Basic Concepts of Philology):" "展现理解力：" 为了让读后感有深度，你需要展示你对训诂学的基本概念（如文字、音韵、训释、考据、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词义演变等）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结合文本：" 在读后感中，可以结合你读到的具体内容，解释某个概念，或者分析作者如何运用这些概念来解决问题。这表明你不仅读了，而且思考了

读郭在贻《训诂学》，有廓清迷雾、拨云见日、相见恨晚之感！

那天，在网上和Jiang律师讨论诸葛亮《出师表》中的那句“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的“效”字，我觉得训“功”保险一些，但如此一来，则“托”就只能训“寄托”了。

Jiang律认为“效”训“功”，递训为“事”。我不太确定这个递训合适不合适。

但他接着从“上下文”的角度，说出了他的意见：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两句比较，“效”与“大事”相对应。

他王炸一出，我就觉得这是确凿无疑的了。前句说“寄大事”，后句变文说“托效”，必须是“托大事”啊！

我深感自己学养不足，便聊到训诂学。他推荐我买郭在贻的《训诂学》来读。

昨天中午收到书了，我先是随意读了一些后记，然后翻阅了目录，最后在网上检索读了郭在贻先生的生平，甚至读了他1978年写的反驳赵纪彬的文章——“五恶”疏证，这篇文章他书中有提到。

眼睛还是不舒服，对着电脑不住流眼泪，就只好读这本纸质书。

从昨天下午开始，一直到现在写这篇文章，终于一口气读完了。

这本书廓清了我之前对训诂学的一些迷思，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此前我也买过几本《训诂学》，从来也读不完。唯独这次，我觉得郭在贻说出了很多我想说的话，而且，他讲到的一些理论，因为我之前有了五年的实践，所以，每一条我都觉得是我具体读书实践的升华。

一、市场上选本之弊：挑注

P30他说：

古文选本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就是应该加以注释的地方，反而付之阙如，不予注释。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注不出，因而加以回避；二是把难的当成容易的，以为无需乎注释。不管哪种情况，对于我们阅读和理解古文都是不利的。

二、市场上选本不全：只有注释和译文，没有句式分析和修辞

P10他说：

以上举例说明了解释词义、分析语法和注意修辞这三项阅读古籍中所必不可少的工作。三者之中，释词又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固然可以通过查找旧注和工具书来了解词义，但是单靠旧注和工具书远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遇到旧注和工具书中没有的该怎么办呢？

三、市场上国学大师：总是讲经典中的言下之意，而不讲明白字面意思。

戴震说：

P05：“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

P06：“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liè，逾越）等。”戴氏最反对那种离开字、词、句的具体分析而空谈圣贤之道的浮夸的学风。他说：“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这意思即是说：不懂得每个词的含义，便不能懂得每句话的意思；不懂得每句话的意思，便不能懂得整篇文章的意思，因而也就不能真切地了解古人的思想。戴氏以极其精粹的语言，总结出“离词、辨言、闻道”这样一个治学的公式。

P202：“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他从方法论上强调只有通过正确的训诂，才能了解古书中的义理，而不是先假设古书中有什么义理，再牵强附会地把古书中的词语解释得符合这个义理。

P44：郑樵说：

“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谓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之难明也。”

我读这本书，读得痛快之极！

我们都知道，人与人讲究缘分，讲究气场相吸引。遇到一个投契的朋友，高谈阔论几天几夜都不觉得累；但若遇到一个话不投机的人，则说半句都嫌多。

我想，人和书也是一样。读了这本书，我立即又下单了许多书。我很早的时候，就知道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很重要，也买了来，但我就是读不进去。这次，我了解到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读了一些截图，我感觉这本书我喜欢读，因为王筠在书里引用了许多的注例，买了来，准备读。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自己欠缺的知识更多了，尤其是音韵学，但我仍在等待与我有缘的音韵学方面的书。

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但当我看到，哪怕是颜师古这样的大人物，注书时也难免望文生训，我又觉得我也能行。因为，我只是读《古文观止》中的一小部分，且300年来，前辈们都做了许多的工作，我又有检索之长，应该能减少出错的机会吧。

此前读古文观止的时候，我是凭一种直觉，站在教孩子的角度，尽可能全注和直译。但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瞬间觉得自己拥有了理论的武器，会更有意识地注意规避错误。

读此书，如饮醇醪！

是为读后感。

以上。

《现代汉语词典》：一本书的“甲子往事”

☞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学者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

在许多人成长的道路上，都曾受益于一本辞书——《现代汉语词典》，有些人把这本书叫作“无声老师”“智慧的扁舟”。大概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本厚厚的词典已经走过一个“甲子”，在60年岁月里记录着我们的时代，积攒下一份“语言的史料”。

忠实反映时代语言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1977年5月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一部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

为完成这一任务，原隶属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新华辞书社（《新华字典》的编纂机构）、原隶属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语辞典》的编纂机构）合并到语言研究所，与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一起，组建了40人的词典编辑室，由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先生兼任主任并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

1958年夏，《现代汉语词典》开编。吕先生精心研究计划，组织资料收集和落实编写安排，制定并不断完善编写细则，主持编写工作，负责审稿定稿。1959年10月，初稿完成。1960年年中以后，试印本分8册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印出，广为送审，为词典进一步修订和正式出版打下了坚实基础。

吕叔湘先生认为，词典是进行语言规范化的最重要工具，语汇研究的结果一般要由词典总结。一部好的词典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编词典大有学问。从选词、注音、释义、举例到语法特点和文体风格的提示，乃至条目的排列和检字法这些技术性的工作，都有很多问题，有的比较好处理，有的比较难处理。

1961年3月，丁声树先生接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和词典编辑室主任。丁先生在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语法学、文字学、词典编纂等方面都造诣颇深，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曾说丁先生“大概是主持、领导大型词典编纂的最理想人选”。丁先生夜以继日地工作，1965年试用本出炉。

据《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修订主持人单耀海先生回忆，丁声树先生曾说过：这部词典忠实反映我们这个时期的语言，给后人留下一份语言的史料。经过普遍调查，尊重语言实际，大家都这么说，词典就得承认它。

许多词条的背后，都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吕叔湘先生主持编写的试印本中“自作自受”里的“作”注为阴平zuō，丁先生修订时一仍其旧。与此相反，对那些存在歧义的读音，尽可能定于一音。如“吐蕃”的“蕃”，吕叔湘先生主编的试印本只列fán一个音，“吐蕃”注为tǔfán。丁先生修订时为了照顾同“番”的应用实际，增加了fān音，“吐蕃”改注为tǔfān。当时有人向丁先生说“吐蕃”一读tǔbō。丁先生说“蕃”读两个音已经够繁难了，不要再增加读者负担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这一读音做了修订）。

《现代汉语词典》的使命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用典范的白话文来注释。从收录一代语词、反映语言面貌来说，《现代汉语词典》是前无古人的。

编词典是“圣人的苦力”

《现代汉语词典》1965年5月印出试用本后，分送有关方面审查。1965年底到1966年春，根据反馈意见做了修改，稿子再次送交商务印书馆。这时，“文革”开始了，编辑工作停滞，直到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才正式出版。从1958年开始编写算起，历经1960年试印本、1965年试用本、1973年内部发行本，整整20年之后才得以出版。而1978年出版以来，《现代汉语词典》又历经6次修订，目前已出至第7版。这本不足2000页的词典，凝结着60多年漫长岁月里几代语言学工作者的心血。

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说：“词典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这是个中人的切肤体会。据词典编辑室的老先生回忆，《现代汉语词典》当年的编写工作按流水作业进行，一环紧扣一环，一环卡住就要影响下边的工作，每项工作都十分紧张。编写人员每人每周要编写100条，一个组长一周要审改600条。作为主编的吕叔湘先生一周要定稿1500条，工作量相当大，晚上还要把稿子带回家里继续看。

当时吕叔湘先生住在中关村，单位在西单，上班来回都乘公交车，中午饭是从家里带的馒头就着开水吃。他的胃病越来越严重，后来做了手术。吕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出版20周年学术讨论会发言中曾经这样感慨：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要编好一本词典，就得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代汉语词典》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综合，工作繁杂，当然十分辛苦。

吕先生把编《现代汉语词典》的“苦”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人手生，参加编写的人大都没编过词典，要边干边学。二是工作生，这类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三是时间紧，要在一两年内完成四五万条的编写任务。他说自己在一年多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四是干扰多，一次次运动耗费不少时间……先生感慨地说，“这本书出版以后，适合社会需要，读者反映不错，这使得我们心里感到安慰，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甘’吧”。

词典越编，胆子越小

吕叔湘先生说，词典工作“是不朽的事业”。词典是供人们识文断字、解疑释惑的工具，一定要求真务实、避免错误。

丁声树先生说过：“我总觉得词典越编胆子越小，常会出错。”每一个词条背后都需要细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靠着一种对学术谦恭和谦卑的态度，确保进入词典文本的都是精挑细选、千锤百炼的，让读者在最节省的篇幅和最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词典事业还处在一个新发展的初期。接替吕叔湘先生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的丁声树先生深知，需要大力培养青年人。他曾说：“我要向一些老科学家学习，发扬做人梯的精神。”他不仅在工作中扶持年轻人，而且在生活上也像父辈一样关心。1967年，单耀海因病住院近两个月，在北京单身一人。丁先生每周日下午都到医院探望，病友们都以为他是单耀海的父亲。后来，已是耄耋老人的单耀海回忆起往事仍然感慨不已：“几十年前的往事，今天想来，犹历历在目，心底里也觉得不论是工作学习生活各个方面，父亲对我也不过如此。”一个月前单耀海先生刚刚去世，令人唏嘘。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学界甚至由此形成一门专门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学问，叫“《现汉》学”。

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挑战下，《现代汉语词典》不能再囿于国内市场和纸本词典。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给辞书编纂与研究搭建了更高的平台。同时，语言研究所新设立了新型辞书编辑室，研发数字化辞书和面向国际汉语教育的《现代汉语词典》学习版。另外，商务印书馆研发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即将面世。在国际传播方面，汉英双语版的翻译工作已接近完成，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国际编辑部，来推进这个项目的进程。同时，格鲁吉亚语版、阿拉伯语版、俄语版、西班牙语版、波斯语版的翻译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希望《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记录和承载中华文化的国家文化重器能够走出去，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的时代续写新的辉煌！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杜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秘书长、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