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写《党组织活动经费来源》,（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9-22 23:12

写作核心提示：

党组织活动经费来源作文，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 遵循原则，明确合法性："
"坚持党性原则：" 经费来源必须符合党的性质、宗旨和纪律，体现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能利用党组织活动经费谋取私利，更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法活动。 "遵守法律法规：" 经费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特别是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准则。任何形式的经费收支都必须有据可查，合法合规。 "公开透明原则：" 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应向党员群众公开，接受党员群众监督，增强党组织的公信力。
"二、 多元化来源，保障活动开展："
"党费：" 这是党组织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应严格按照党章规定收缴、管理和使用，确保党费用于党的活动。 "上级党组织拨款：" 上级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可以对下级党组织活动经费进行拨款支持，但必须符合相关规定和程序。 "党组织自身收入：" 一些党组织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开展合法的经营活动，获取一定的收入用于支持党组织活动。例如，社区党组织可以利用闲置资源进行租赁、开办便民服务点等，但必须确保经营活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并服务于社区发展。 "社会捐赠：" 可以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捐赠，用于支持党组织活动。但必须明确

党政机关退休党支部党员活动经费浅析

根据《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的相关规定以及中组部党费管理的相关规定：其一，退休党员所交党费全额返回退休党支部作为活动经费；其二，党支部的活动经费为工资总额的2%，其中0.5%为机关工作委员会工作经费，1.5%为党支部活动经费。这两项费用是非常明确，也说明了党中央对党的建设的高度重视，对退休党员的关心。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一是返回党员所交党费时，要以发票报帐的方式才能返回，这就给退休党支部增加了很多麻烦，不知道那里去找发票，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发票。过去，是交完党费返回党费是直接返给退休党支部帐号。二是退休党支部活动经费主要涉及看望病人、慰问老党员、慰问年老体弱多病的贫困党员等等。现在要求是看望生病党员要什么住院证、出院证、签字。没有住院而看望生病的党员还要拍照或寻像。这些要求我们不能说不对，但太不人性化，造成被探望对象心里非常难受。诸如，到医院看个病人，慰问二百元，还需要病人签字或住院证，怎么好开口。这些问题还不好解决。

一般的退休党支部退休党员就那么几个人，涉及到费用本来就不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使退休党支部活动经费能够灵活使用，少一些限制呢！

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他们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翻开中国厚重的军事史册，历代王朝的军队往往与劫掠相伴而生。

从秦汉烽烟到明清铁骑，史官笔下的“大军过境”常是百姓流离的序章。

当衣不蔽体的士卒把手伸向瑟瑟发抖的农人，这几乎成了乱世里颠扑不破的生存法则。

然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一支旗帜鲜明的军队彻底颠覆了这千年痼疾。

他们向最贫苦的农民郑重宣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誓言掷地有声，可现实的难题同样尖锐：

数千官兵的衣食从何而来？维系军心的饷银何处筹措？一支宣称为民而战的军队，如何在不取于民的前提下生存壮大？

革命火种初燃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非全无依托。

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确曾输送资金，但这些卢布有着明确限制——主要用于在城市建立党组织、发动工人运动。

至于武装力量建设，苏联的目光始终聚焦于南方的国民党。

历史档案显示，1923至1927年间，苏联向国民党政权提供了惊人的军事援助：

985架飞机越过西伯利亚荒原，1300余门火炮、14000多挺机枪和数亿发弹药陆续抵达广州。

这些装备足以武装20个整编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获得的武器支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苏联的选择基于冷酷的现实考量：孙中山先生崇高的革命威望和国民党已有的数万军队，使其成为更“可靠”的合作对象。

共产国际为两党划定了明确分工——共产党负责政治宣传与民众动员，战场拼杀则交给国民党的枪杆子。

这种依附性生存模式在1927年4月12日被彻底粉碎。

蒋介石的屠刀斩向昔日盟友，上海街头共产党人的鲜血惊醒了全党：没有枪杆子，一切理想都是空中楼阁。

南昌城头的枪声与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但更为严峻的考验随之而来：国民党封锁了所有港口与交通要道，来自莫斯科的生命线被彻底切断。

失去外援的红军在战场上举步维艰。

412反革命政变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屡遭挫败，退至江西永新三湾村时，残部已不足千人。

饥饿与绝望笼罩着这支新生武装，旧军队的积弊更在危机中暴露无遗：官兵界限森严，士兵只为粮饷而战，溃散似乎已成定局。

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在三湾的枫树坪下推动了一场重塑军队灵魂的改编：

1. 支部建在连上：每个连队建立党支部，党员深入班排，让党的理念渗透到最基层

2. 官兵平等革命：军官与士兵同灶吃饭、同铺睡觉，薪饷公开透明，废除打骂体罚

3. 铁律护民心：严令全军“一切行动听指挥”，特别强调“连一根老乡的红薯也不许拿”

这些看似简单的制度设计产生了奇效。

当士兵感受到人格尊严，当理想信仰取代了银元诱惑，一支脱胎换骨的军队开始显形。

但冰冷的现实依然横亘在前：再崇高的理想也需粮食维系。

三湾改编解决了军队性质问题，却尚未解决生存的根本——钱粮从何而来？

答案藏在毛泽东早年的调查研究中。

1925年回乡养病期间，他目睹了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

当城里知识分子批评农会“过火”时，毛泽东却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

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情写道：“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改编后的部队登上井冈山，开始实践他的经济解决方案：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工作组深入村落细致调查，将地主豪绅分级处置：

罪大恶极者：如血债累累的恶霸，经公审后处决，财产全部没收

横行乡里者：剥夺其土地，强制劳动改造

情节较轻者：处以相应罚金

这种精准施策既铲除了压迫根源，又将土地、粮食、资金转移到贫苦农民手中。

当农民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收获庄稼，拥护红军的热情如星火燎原。

短短数月，红军兵力翻倍，井冈山根据地日益巩固。

历史学者金冲及在《转折年代》中指出：“土地革命解决了红军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使割据地区获得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928年4月朱德部队的井冈会师，使红军力量进一步壮大。

但国民党接连七次“围剿”迫使红四军于1929年向闽西转移。

当红军进入贸易繁盛的龙岩、上杭地区，经济局面为之一新。

这里的地主资产远超山区。

史料记载，红军在龙岩一次性没收十余家地主财产，获银元五万余块。

按当时每人每月6块银元的军饷标准，这笔巨款可维持近万人的部队开销。

红军不仅用此制作了四千套统一军服（这是红军首次统一着装），更开始探索更可持续的财政体系——累进税制。

红军税制的核心是保护底层生计：

商业税：月收入20银元以下免税，20元征15%，百元征24%，千元高达44%

农业税：每人年产400斤稻谷以下免税，超出部分按比例征收

这种“劫富济贫”的税制释放了惊人的生产力。

闽西苏区史载：“小商贩欢欣鼓舞，农民生产热情高涨。”

不到两年，红军从千余人扩展到两万之众。

但新问题随之浮现——当红军攻占寻乌等县城时，部分战士混淆了商业资本与封建剥削，错误没收商铺引发市民不安。

1930年红军攻占赣南寻乌县后，城市经济管理的新课题摆在面前。

毛泽东敏锐察觉问题，带领干部进行了二十多天的社会调查。

那份八万余字的《寻乌调查》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珍贵切片。

报告中，毛泽东客观分析了县城商业结构，特别指出：“商品流通对于苏区经济如同血脉”。

他不仅纠正了过激做法，更礼聘经验丰富的商人给红军授课。

在正确政策引导下，苏区建立起从农业生产到商品流通的完整经济链条：

1. 农民积极耕作保障粮食供给

2. 国营商店与合作社组织物资流通

3. 保护私营商业活跃市场

4. 累进税收提供稳定财源

至此，红军彻底跳出了“靠山吃山”的生存模式，构建起具备自我造血能力的经济体系。

当国民党南京政府为军费发行“关税库券”导致物价飞涨时，中央苏区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

美国学者韦慕庭在《中国的乡村财政》中评价：“这可能是20世纪中国最有效率的基层财政系统。”

回望红军从绝境崛起的历程，每一次存亡转折都伴随着经济基础的突破。

三湾改编重塑军队灵魂，打土豪解决生存危机，累进税制建立长效机制，寻乌调查校正发展方向

这条荆棘之路印证着最朴素的真理：伟大的精神旗帜，必须扎根于现实的经济土壤。

当我翻阅泛黄的苏区税单，触摸当年红军战士写下的商业笔记，总被一种巨大的历史真实所震撼。

那些在油灯下计算税率的红军干部，那些背着算盘行走乡间的“筹款队员”，他们用最务实的方式守护着最崇高的理想。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革命智慧：既仰望星空指明方向，又脚踏实地解决温饱。

一支不取民一针一线的军队，最终赢得了整个天下，历史的辩证法在此闪耀着永恒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