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轻松搞定《狼来了活动目标》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0-07 18:42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狼来了”活动目标作文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作文清晰、有逻辑且有效传达活动目的：
1. "明确活动背景与性质 (Define the Context and Nature of the Activity):" "活动名称:" 清晰点明活动叫做“狼来了”。 "活动形式:" 是游戏、培训、团队建设、戏剧表演还是其他形式？需要具体说明。 "活动对象:" 针对哪些人群？（例如：儿童、学生、员工、社区居民等） "活动环境:" 在哪里进行？（例如：户外、室内、虚拟空间等） "简述活动:" 用一两句话概括活动的基本流程或核心内容，为阐述目标做铺垫。
2. "清晰阐述活动目标 (Clearly State the Activity Objectives):" "核心目标:" 这是活动最想达成的关键成果是什么？用简洁、明确的语言概括。 "具体目标 (SMART原则):" 如果可能，将核心目标分解为更具体、可衡量、可达成、相关性强、有时间限制（如果适用）的目标。 "知识目标 (Knowledge):" 活动希望参与者了解什么？（例如：了解沟通的重要性、认识信息传递失真的后果、理解信任建立的难度等） "技能目标 (Skills):" 活动希望参与者掌握或

狼来了

老人不再依靠村民， 转而利用全天候无人机监控与村民下注赌局， 故意制造虚假狼群袭击信号， 贪婪吸取巨额赌资与流量打赏， 直到系统因他过往的欺骗记录自动关闭警报功能， 狼群真正袭来时， 他拼命点燃的烽火只剩下一群冷眼旁观的弹幕：“剧本不错，打赏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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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线正在南移。这是老秦从无人机航拍图里读到的，冰冷的数字和高清影像拼出狼群的迫近，那些灰黑色的、流线型的影子在屏幕角落一闪而过，像幽灵，更像流量密码。他枯坐在暖风机嘶嘶作响的控温屋里，窗外是覆着薄雪的山峦，寂静无声。屋里只有服务器机柜低沉的嗡鸣，以及墙上巨大电子屏上不断跳动的数字——下注金额，在线人数，打赏特效绚烂地炸开。

他的村庄，他守了一辈子的地方，如今缩略成屏幕里一个个数据流。没人再需要顶风冒雪跑来救一个老头子了，科技改变了一切。无人机二十四小时悬巡，红外镜头能穿透黑夜，热成像仪勾勒出生命的轮廓。警报？直接连入全球博彩平台和短视频直播。狼来了？下注吧，猜真假，猜时间，猜数量。打赏吧，给这位孤独的守山老人一点“支持”。

老秦干瘪的指肚划过屏幕，看着“秦爷山野守望”直播间里滚动的狂热留言，那些陌生的ID欢呼着“狼影！！”“刺激！”，金币落袋的清脆音效在他脑内回荡。赌池里的数字滚雪球般膨胀。他喉咙发干，像被沙砾磨过。上一次有村民踏雪而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忘了。他只记得上次故意触发假警报后，赌资和打赏如何汹涌而来，填满某种空洞。

第一次假警报，他伪造得有些手生。只是让一架无人机低空轰鸣，制造异常声响。屏幕那端瞬间沸腾，赌注涌入，弹幕密集如蝗虫过境。“看到了吗？”“影子！绝对是狼！”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的。系统后台，狼群分布图的数据库依旧平静，未录入任何异常影像。但谁在乎呢？数据哪有情绪刺激来得真实？

收益是实打实的。老秦浑浊的眼睛里闪过光。

第二次，他娴熟多了。深夜，调取一段之前录制的模糊狼影，掐断实时传输，插入片段，再配上自己粗重的喘息和惊呼。完美。“狼群！好多！就在东面坡！”他對着麦克风嘶吼，声音破裂，演技精湛。打赏特效几乎淹没了直播画面，下注金额飙到一个令他指尖发麻的数字。系统日志里，再次安静地记录下此次警报与所有传感器数据不符，标记为“高度存疑”。一条微小的警示信息弹出，又迅速被狂欢的弹幕顶掉。老秦瞥见了，手指一颤，随即把它最小化。怕什么？他们爱看。

欲望是喂不熟的狼。他开始频繁出手，寻找更刺激的“爆点”。无人机的航灯在夜空中诡异地画圈，被他渲染成“狼眼幽光”；风声鹤唳，经过他的嘴，就成了“狼嚎逼近”。赌资堆积如山，打赏络绎不绝。他坐在数据堆砌的金山上，感觉自己是这片山野真正的王，操控着千里之外的情绪与钱包。

直到那天清晨。

一封系统邮件冰冷地躺在信箱里，标题是“关于您的警报权限冻结通知”。正文措辞严谨，列举了多次警报与多传感器（可见光、红外、热成像、声波）数据严重不符的记录，基于平台规则和算法判定，您的账号已被列入“低可信度”名单，实时警报推送功能即刻关闭。祝您生活愉快。

冻结了？老秦愣了一下，随即嗤笑一声。关了正好，省得那些真真假假的数据碍事。反正直播照旧，下注通道也没断。他甚至觉得轻松了，不再有那些烦人的数据对比提示跳出来碍眼。他依旧对着镜头讲述“狼情”，绘声绘色，只是不再有那尖锐的、能瞬间引爆流量的官方警报声划破虚拟世界的宁静。流量似乎下滑了一点，但没关系，老剧本照样有人买账。他咂摸着嘴，计划着下一次的“演出”。

夜，深得像是墨泼透了。雪光映出山峦狰狞的轮廓。

呜嗷——

一声悠长、凄厉的嚎叫穿透双层玻璃，刺入耳膜。真实，粗粝，带着冰碴儿的冷和血腥气。

老秦猛地一哆嗦，手里的搪瓷缸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不是录音，不是幻听。控温屋里，服务器依旧嗡鸣，但墙上那块最大的、显示实时监控画面的屏幕，死寂一片。没有自动切换的危险视角，没有闪烁的红框标注目标，没有冰冷的电子女声提示“警告！检测到大型掠食动物活动”。

只有一片安详的、被月光照得发蓝的雪坡。

呜嗷嗷——

嚎叫声再次响起，更近了，重叠着，不止一头。是狼群！真的来了！

冷汗瞬间钻出他的毛孔。他扑到控制台前，手指痉挛地敲击键盘，试图手动启动最高级别警报，向所有联网的终端发送求救信号，激活博彩平台的紧急应对机制——那意味着天量赌资和全球瞩目！

屏幕闪烁一下，弹出一个红色的错误框：

【权限不足。警报功能已禁用。】

冰冷的字符像钉子，把他钉在原地。

狼嚎声越来越密集，从山谷那头压过来，贴着地面，滚雷一般。他甚至能听到利爪刮擦冻土的细微声响，闻到随风渗进来的腥臊气。

不！不能！

他跌跌撞撞冲到屋外，寒风像刀子刮在脸上。他奔向那个古老的、早已废弃的烽火台，手忙脚乱地抱起积着雪的枯枝，掏出打火机。咔哒！咔哒！风太大，火苗刚一窜起就被掐灭。他的手抖得不像话。枯枝潮湿，难以点燃。

狼群的影子已经出现在不远处的林线边缘，绿油油的光点浮动，越来越多。

咔哒！咔哒！打火机迸出微弱火星，引燃了一点枯叶，又迅速黯淡下去。

他猛地想起手机！对！直播还没关！

他哆嗦着掏出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他因极度恐惧而扭曲的脸。直播界面还在，在线人数惊人，弹幕依旧欢快地滚动着。

他把手机对准那片逼近的、令人窒息的绿色光点，用尽全身力气嘶吼，声音劈裂变形：“狼！！真的……这次是真的！！救命——啊！！”

他尖叫着，几乎破音，把手机镜头对准自己绝望的脸，又猛地转向那片移动的黑影。

弹幕停滞了一瞬，随即以更疯狂的速度爆发出来，五彩斑斓地滑过那些绿莹莹的狼眼和老人扭曲的面孔：

“卧槽！新剧本？”

“特效牛逼啊！这狼影逼真！”

“演员多少钱一条？群演费不便宜吧？”

“主播下血本了！”

“氛围感拉满”

“哈哈哈老头演技炸裂，奥斯卡欠你个小金人！”

“打赏已备好，狼扑镜头来个特写！”

“剧本不错，继续继续！”

“666666”

“……”

打火机从他彻底僵住的手中滑落，掉进雪里，噗地一声。

最后一点微弱的火苗，熄灭了。

屏幕上，最后滑过的是一条炫彩弹幕：“下次剧本换个美女主播呗？”

绿色的光点，无声地围拢上来。

屏幕猛地一晃，彻底黑了下去。

只剩下冰冷的、映不出丝毫火光的雪坡，和一片死寂。远处，狼群的影子融入了更深的黑暗。

24.《上海传奇》（8）

十八画原创小说之《上海传奇》（第36~40章，共100章）

第36章 胜利迎光复

1945年8月15日的上海，天刚蒙蒙亮，东方的天际才泛出一点鱼肚白。弄堂里的煤炉早早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火光，淡蓝色的炊烟裹着潮湿的晨雾，在青砖灰瓦间慢悠悠飘着，缠绕在屋檐下挂着的旧灯笼上，晕出一片朦胧的暖。巷口的老槐树刚抽出新叶，嫩绿色的叶片上沾着晶莹的露珠，风一吹，露珠顺着叶脉滴在青石板上，“嗒”地一声溅起小小的水花，打湿了墙角刚冒头的青苔。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噔噔噔”砸破了这份宁静——报童王小二挎着磨破边角的帆布包，包带用粗线缝了又缝，针脚歪歪扭扭，上面还沾着去年冬天的煤渣，黑乎乎的印子洗都洗不掉。他踩着前掌磨平的布鞋，鞋尖都露了棉絮，风一吹就往里灌，却几乎是跳着往前冲，嗓子喊得发哑，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鬼子投降了！”

他手里的报纸油墨还没干透，指腹蹭过纸面，染得黑乎乎的，却顾不上擦。“日本投降”四个黑体字用红墨水反复描过，墨水都渗到了纸背，在灰蒙蒙的晨色里像一团燃烧的火，格外扎眼。有早起开门的张阿婆端着铜盆出来倒水，听见喊声赶紧伸手要拿：“小二，给我一份！”王小二却绕开她，脚步没停，先把报纸塞给了巷口修鞋的刘师傅——他记得刘师傅的儿子三年前被日军抓去当劳工，临走时只来得及塞给父亲一双虎头鞋，至今没回来。刘师傅每天收摊后都会去码头等，不管刮风下雨，一等就是一千多个日子，眼睛都熬得浑浊，看不清细活时就得凑到跟前。

刘师傅接过报纸，手指在“投降”两个字上反复摩挲，粗糙的指腹蹭得纸面发毛。他老眼昏花，得把报纸凑到鼻尖前才能看清，看了一遍又一遍，嘴唇哆嗦着，突然蹲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地哭了，修鞋的锥子从手里滑下来，“叮”地掉在青石板上，在寂静的弄堂里格外清晰。他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蓝布包，里面是儿子小时候穿的虎头鞋，鞋面上的老虎眼睛都褪了色，却叠得整整齐齐。他把虎头鞋轻轻放在报纸上，声音哽咽得几乎听不清：“柱子，鬼子投降了，爹能去接你回家了……咱们回家做你爱吃的红烧肉……”

中学生周小燕此时正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梳着两条麻花辫。镜子是母亲陪嫁的黄铜镜，边缘氧化得发乌，照出的人影有些模糊，却能清楚看见她眼里闪着的光。她手里的梨木梳是攒了三个月零花钱买的，梳齿光滑，上面还缠着几根碎发，平时舍不得用，只在上学时拿出来，生怕磕坏了。

突然，楼下的喊声像惊雷一样炸进窗户，周小燕手里的木梳“啪”地掉在梳妆台上，滚到了装发绳的小盒子旁。铜镜里的人影晃了晃，她抓起搭在椅背上的书包就往楼下冲，鞋子都没穿好——左脚的布鞋只套了一半，脚后跟还露在外面，右脚干脆光着，白袜子沾了地上的灰尘，蹭出几道黑印，却顾不上擦。母亲在后面追着喊：“燕儿！早饭煮好了，是你爱吃的粢饭团，裹了白糖和芝麻，还热着呢！”可她满脑子都是“去街上，去看，去喊”，连回头都忘了。

三年前日军占领租界那天的画面突然涌进脑海：她和母亲躲在阁楼里，听见街上的枪声“砰砰”响，夹杂着女人的哭喊声和日军的呵斥声。母亲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手都在抖，声音发颤：“燕儿别怕，咱们会赢的，一定会赢的。”那时候她不懂“赢”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要躲着不能出声。现在看着窗外飘起的零星小红旗，有邻居从家里拿出红布挥舞，眼泪突然涌了上来，顺着脸颊往下流。

跑到巷口时，周小燕撞见了布店的王老板。王老板正搬着一卷红布往门外走，布角拖在地上，沾了灰尘也不在意，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这卷红布是他去年藏在柜台底下的，日军查禁“赤色物品”时，挨家挨户搜，他赶紧谎称是给邻街新娘做嫁衣的，还拿出新娘家的定钱单子，才勉强保住了这卷布。“姑娘是去做小旗吧？”王老板笑着把红布塞过来，红布上还带着布料的清香，“这布我留了大半年，就等今天！不要钱，算我给胜利添份喜！”

周小燕拉着同班同学李小梅，坐在布店的门槛上，用粉笔在红布上写“胜利了！”三个大字。粉笔是李小梅从学校偷拿的，白色的粉笔灰沾在她们的蓝布校服袖口上，像落了一层雪。写着写着，周小燕突然想起三年前的事：那天她把鲁迅的《呐喊》藏在书包里，想带给同学看，却在巷口被日军士兵拦住，士兵伸手就要翻书包。是王老板突然走过来，谎称她是自己的侄女，来送布样的，还故意把布卷挡在书包前，才把书抢了回来，偷偷藏在柜台后的布堆里，等风声过了才还给她。

眼泪“吧嗒”滴在“利”字上，把粉笔字晕开一小片。李小梅赶紧用袖子帮她擦，从口袋里掏出颗水果糖，糖纸是红色的，还印着“喜”字，塞进周小燕嘴里：“哭啥？该笑！咱们赢了！这糖是我妈昨天买的，本来要留着过年，我偷偷拿了一颗，甜吧？”周小燕含着糖，甜味顺着舌尖蔓延开，混着眼泪的咸，成了她这辈子最难忘的味道。

两人举着红布往南京路跑，路上遇到了面包店的王老板——就是那个不肯挂日本旗的硬汉子。去年日军勒令所有商铺挂“日中亲善”旗，王老板气得把旗撕了，扔在地上踩了好几脚，说“我是中国人，不挂小鬼子的旗”。日军恼羞成怒，砸了他的店门，把“王记面包”的木牌踩得稀烂，还把他抓去关了两天，要不是邻居们联名求情，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罪。

现在王老板正站在重新修好的店门口，门框上的裂痕还能看见，却刷了新的黑漆。他手里握着红漆刷子，在一块新木牌上写“王记面包”，木牌是他昨天找木匠赶做的，还带着松木的清香，字写得笔锋有力，每一笔都透着劲。王老板的手还在抖，却笑得眼角堆起皱纹，见她们过来，赶紧从店里拿出两个刚烤好的豆沙面包，油纸袋烫得能焐手，还冒着热气：“姑娘，拿着吃！今天管够！我特意加了双倍豆沙，甜得很！”

周小燕咬了一口，豆沙的甜香混着面包的麦香，满口都是暖。面包店门口围了不少人，有个穿军装的老兵，缺了条胳膊，空荡荡的袖子塞在腰带里，手里拿着个搪瓷缸，缸沿都磕破了。王老板也给了他两个面包，老兵接过面包，对着王老板敬了个不标准的礼，声音沙哑：“谢谢老板，总算等到这一天了……我战友们要是能看见就好了。”

南京路早已成了欢乐的海洋。拉黄包车的张师傅把车停在路边，车把上挂着个小布包，里面是他儿子的照片——儿子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牺牲了，年仅十九岁。他让几个光着脚的孩子坐在车座上，自己拉着车跑圈，铜铃声“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和孩子们的笑声裹在一起，比鞭炮还响亮。“慢点跑！别摔着！”张师傅笑着喊，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流，却一点都不觉得累，“让你们也尝尝坐车的滋味，我儿子以前就爱坐我这车。”

有个戏班老板带着徒弟们在街上搭了个临时戏台，花旦穿着水袖长裙，妆容画得精致，一甩袖子就引来一片喝彩；老生穿着长袍，拿着马鞭，唱到“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时，周围的人都跟着唱，声音越来越大，盖过了街上的喧闹，连路过的小贩都放下担子，跟着拍手。

还有位白发老人拄着拐杖，站在路边，手里攥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穿十九路军军装的年轻人，是他牺牲在“一二八事变”的儿子张强，才二十岁，牺牲前还寄信说“等打跑鬼子就回家娶媳妇”。老人一边用袖子擦眼泪，一边喃喃：“阿强，胜利了，你看到了吗？你说要等鬼子走了再回家，现在鬼子走了，你咋还不回啊？爹给你留的酒都快放坏了……”周小燕后来从邻居嘴里知道，这几年老人每天把照片揣在怀里，连睡觉都不撒手，冬天怕冻着就揣在棉袄内袋，夏天怕汗湿就用塑料纸包了三层，照片的边角都被摸得发毛。

傍晚时，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比过年还热闹。绸缎庄的老板在门口摆起长桌，上面放着一笼笼刚蒸好的馒头，还有一大桶茶水。馒头是用新磨的面粉做的，暄软香甜，咬一口还能尝到淡淡的麦香；茶水里面放了冰糖，是平时舍不得喝的，老板笑着给每个人递馒头、倒茶水：“大家随便吃，今天高兴！胜利了，好日子要来了！”

有个洋行职员搬出留声机，放在路边的石阶上，留声机里放起《松花江上》，一开始没人敢唱，只有音乐在空气里飘。后来一个穿蓝布衫的中年人清了清嗓子，先开了口，声音沙哑却有力：“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唱，有人眼里含着泪，有人握着拳头，歌声里有哭腔，却透着一股子扬眉吐气的劲儿，飘得很远很远。

周小燕和同学们举着红布跟着游行队伍走，嗓子喊得沙哑，说不出话，就用手势比划，鞋底磨破了也不觉得疼，只觉得心里热乎。她突然看见人群里的周先生——就是那个在“孤岛”时期办地下刊物的文人，日军抢走了他珍藏的《鲁迅全集》，还把他抓去坐牢，逼他承认办刊物是“通共”，他宁死不承认，后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才逃出来，躲了好几个月才敢露面。

现在周先生手里抱着本用蓝布包着的书，蓝布都洗得发白了。周小燕凑过去，才看清是那本失而复得的《鲁迅全集》，书脊上的字都被翻得模糊，边角也卷了起来。“小燕，”周先生挥了挥手，眼里闪着光，声音温和却坚定，“好好读书，以后建设咱们的国家！这书里写的，都是咱们中国人的骨头，不能丢，也丢不得！”

深夜的弄堂还亮着灯，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透着光，比平时亮堂得多。周小燕的母亲煮了一锅红枣粥，还蒸了几个红薯，红薯是从乡下换的，个头大，又甜又面，一掀开锅就飘出香味。她端着粥碗到巷口，分给邻居们吃，大家围坐在巷口的石凳上，你一碗我一碗，吃得暖乎乎的。

张大妈——那个曾收留过三个难民的居委会大妈，端着粥碗，眼泪又掉了下来，滴在粥碗里，却赶紧擦了擦，笑着说：“这几年苦啊，看着难民逃荒，有的孩子饿得哭，有的老人走不动路；看着鬼子在街上抓人，说带走就带走，再也没回来过。我总想着，啥时候才能安稳？现在好了，胜利了，以后孩子不用躲炮弹了，能安安稳稳上学了！”她说着从怀里掏出块花布，是给孙女做新衣服的，布上印着小碎花，“明天就裁了做，让孩子也沾沾喜气，穿上新衣服去街上逛逛。”

邻居们你一言我一语，聊起以后的日子：卖菜的王大叔说要开个小菜铺，不用再推着车四处躲；隔壁的李婶说要找失散的女儿，以前女儿被鬼子吓得跑丢了；周小燕的母亲说要送周小燕去读更好的学校，让她多学知识。笑声飘得很远，混着煤炉里的烟火气，暖了整个弄堂。

几天后的受降仪式上，周小燕和同学们早早地就去了现场，站在最前面，个子矮就垫着脚。广场上挤满了人，有工人、学生、商人，还有穿着军装的士兵，大家都往前凑，想看得更清楚些。当日军军官低着头，双手把降书递过去时，人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激动得跳起来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胜利了！”声音震得耳朵都嗡嗡响。

周小燕看着日军军官的背影，突然想起三年前的事：那天她在街角买糖葫芦，一个日军士兵过来，一把抢过小贩的糖葫芦，还把小贩推倒在泥里，小贩的糖葫芦撒了一地，红通通的糖衣沾了泥，小贩坐在地上哭，却不敢反抗。那时候她怕得躲在母亲身后，不敢出声。现在看着日军军官低头的样子，她觉得胸口里堵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眼泪又掉了下来，这次是甜的，是开心的。

后来周小燕在日记里写：“1945年8月15日，阳光暖得能融了所有苦难。街上的鞭炮声、欢呼声，老人的眼泪，孩子的笑声，都刻在我心里，一辈子都忘不了。我摸了摸身上的蓝布校服，是母亲去年给我做的，已经短了一截，袖口也磨破了，可我却觉得比新衣服还暖。我知道，以后的上海，会慢慢好起来，我们再也不用怕鬼子了，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那些牺牲的人，他们没有白死，他们看到了胜利的这一天，看到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

她把那面写着“胜利了！”的红布叠好，用蓝布条系着，藏在衣柜最深处的木盒子里。木盒子里还有她攒的糖纸、李小梅送的那颗水果糖的糖纸、周先生给她写的字：“少年强则国强”。很多年后，她给孙女看这面红布时，红布已经褪色，却还能清晰地想起那天的风，裹着豆沙面包的甜香，吹走了所有的苦，也吹来了新的希望。

七律·第36章

日寇投降喜讯传，沪城上下尽欢颜。

学生举牌游街巷，老人拭泪话辛酸。

鞭炮声中辞苦难，歌声里喜迎平安。

莫道胜利来得易，多少忠魂换此般。

第37章 摊贩抗苛政

1946年的上海，虽已光复，却没迎来预想中的安稳。初春的雨下得缠绵，淅淅沥沥下了半个月，把弄堂里的青石板泡得发滑，踩上去“咯吱”响，像在哭诉日子的艰难。墙根处长出了青苔，湿漉漉的，沾得鞋底发黏。陈阿婆推着小推车，车轮子上缠了圈粗铁丝，还是“吱呀”作响——这推车是老伴李大爷用旧木料做的，已经用了五年，车把手上的木纹都被磨平，包了层旧布，怕硌手。

她的小摊在霞飞路的巷口，铺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蓝布上还有几个补丁，是用针线细细缝的。布上摆着十几个玻璃罐，里面装着自家腌的萝卜干和酱黄瓜，玻璃罐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旁边还有一竹篮茶叶蛋，用棉垫盖着，香气能飘出半条街，引得来来往往的人回头看。

萝卜干是去年秋天腌的，那时天气好，每天都有太阳。李大爷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白萝卜切成均匀的细条，放在竹匾里，抬到屋顶上晒。要晒足半个月，每天翻三次，早上翻一次让它晒透，中午翻一次怕晒焦，傍晚再翻一次，然后把竹匾抬进屋里，怕露水打湿。腌的时候要放粗盐、花椒、八角，一层萝卜干一层调料，压实了，密封在坛子里，过一个月才能吃。腌好的萝卜干咸香入味，咬一口脆生生的，配粥最好，不少老顾客就好这口。

酱黄瓜是用小黄瓜腌的，李大爷每天早上去菜市场挑，专挑顶花带刺的嫩黄瓜，个头不大，却新鲜。回来后洗干净，切成小块，用盐腌出水分，再用酱油、白糖、生姜熬成酱汁，放凉了倒进黄瓜里，密封几天就能吃。酱黄瓜脆嫩爽口，带着淡淡的酱香和甜味，早上配馒头、晚上配粥，都很下饭。

茶叶蛋是李大爷每天天不亮就煮的，用的是祁门红茶，加八角、桂皮、香叶，放在大锅里慢慢煮。要煮上两个小时，然后关火焖一个小时，焖的时候要把蛋壳敲出裂纹，让汤汁渗进去。煮好的茶叶蛋，蛋白里渗着红茶的褐色，咬一口满是香味，连蛋黄都入味了。

老两口唯一的孙子小柱子去年冬天得了肺炎，咳嗽得厉害，夜里都睡不好，去医院看了，医生说要喝止咳糖浆，还要吃消炎药，都是要钱的。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得差不多了，只能靠这个小摊赚点钱。所以天不亮，李大爷就起来煮茶叶蛋，陈阿婆则把萝卜干、酱黄瓜装进玻璃罐——这些罐子是她的陪嫁，有十几个，个个都擦得锃亮，罐口用纱布封着，防止落灰。

“今天要是能多卖五毛钱，就能给柱子买瓶新的止咳糖浆了。”陈阿婆一边擦罐子，一边跟李大爷念叨，眼里满是期盼，手指擦过罐子，把最后一点水渍擦掉。李大爷点点头，把茶叶蛋小心地放进竹篮里，盖上棉垫保温：“会的，今天天气好，没下雨，买的人肯定多。你也别太累，累了就歇会儿。”

可刚摆好摊，雨就停了，两个穿灰布制服的衙役却走了过来。为首的是个矮个子，脸上有颗黑痣，长在嘴角旁边，说话时黑痣跟着动，看着很不舒服。他嘴角往下撇，手里拿着个账本，账本的封面都磨破了，边角卷了起来，上面还沾着油污。

他走到陈阿婆的摊子前，把账本往陈阿婆面前一递，语气蛮横，一点都不客气：“老太婆，这个月的‘治安费’该交了，一块钱，少一分都不行！赶紧拿出来，别耽误我们时间！”

陈阿婆手里的抹布顿了顿，眉头皱了起来。这双手常年泡在盐水里，腌萝卜干、酱黄瓜时都要碰水，已经变得粗糙，指关节有些变形，冬天还会裂口子，贴满了胶布。“官爷，上个月不是刚交过‘卫生费’吗？怎么又要交‘治安费’？”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恳求，“我这小摊一天才赚几毛钱，有时候连本钱都赚不回来，哪有这么多钱啊？”

她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布包，布包是用旧衣服改的，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角票，最大的面额是一毛，加起来也不到三毛钱。她把布包递过去，想让衙役看看：“官爷，您看，这是我今天刚赚的，实在不够啊……能不能宽限几天？”

“少废话！”矮个子衙役眼睛一瞪，伸手就去掀陈阿婆的玻璃罐。玻璃罐“哗啦”一声倒在地上，萝卜干撒了一地，有的还滚进了路边的泥水里，沾了黑污，再也不能卖了。“上面规定的，不交钱就掀摊子！”他恶狠狠地说，脚还踩在撒出来的萝卜干上，“你这萝卜干，扣了还能抵点钱！别给脸不要脸！”

李大爷正好送完货回来，手里还提着个空篮子——刚才有个老顾客订了十个茶叶蛋，他送过去才回来。看见这一幕，他赶紧上前拦住，手里的篮子都差点掉在地上，声音发颤：“官爷，别掀，别掀！我们凑，我们凑！您别生气，我们这就凑！”

他从怀里掏出个旧布包，里面是他今天刚赚的钱，几张皱巴巴的角票，最大的面额是一毛，他数了半天，才凑够五毛钱。他的手在抖，把钱递给矮个子衙役，语气带着恳求：“官爷，您先拿着，剩下的我们下午再给您送来，行不行？我们一定送来，绝不耽误！”

矮个子衙役一把夺过布包，掂了掂，嘴角撇得更厉害，骂骂咧咧地说：“哼，算你们识相！下午要是交不上，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把你们这破摊子掀了，让你们没饭吃！”说完，他和另一个高个子衙役走了，高个子衙役还踢了一脚地上的玻璃罐，碎片溅到了陈阿婆的裤脚上，划了道小口子，渗出血珠，她却顾不上疼，蹲在地上捡没弄脏的萝卜干，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越想越委屈——这是给柱子买药的钱，现在又要凑“治安费”，日子咋这么难？

李大爷叹了口气，也蹲下来帮她捡，把没沾泥的萝卜干放进干净的布兜里：“别哭，咱们再想想办法，下午把钱凑上，别让他们掀了摊子。小柱子还等着买药呢，不能让他断了药。”他拍了拍陈阿婆的肩膀，想安慰她，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咱们把家里的半袋米卖了吧，先凑够钱再说，米没了再想办法。”

下午，陈阿婆和李大爷把家里仅有的半袋米扛到了米店。这袋米是去年胜利后，李大爷用一件旧棉袄去乡下换的，棉袄是他唯一的厚衣服，却为了换米，咬咬牙换了。米是晚稻米，颗粒饱满，煮出来的粥很香，本来想留着过冬，给小柱子熬粥喝，补补身体。

米店老板是个热心人，姓王，和陈阿婆是老邻居，知道他们家的难处。见他们扛着米来，王老板叹了口气：“阿婆，你们这是……”“王老板，麻烦您给称称，我们想把米卖了，凑点钱给孩子买药。”李大爷说，声音有些低沉。王老板接过米，称了称，给了五毛钱，还多给了五分：“阿婆，看你年纪大了，不容易，多给你五分，别嫌弃。你们要是饿肚子，再来找我，我给你们留点碎米，不要钱。”

陈阿婆接过钱，眼里含着泪，点了点头：“谢谢你了，王老板，真是麻烦你了。”拿着卖米的五毛钱，老两口才松了口气，赶紧把钱送到了衙役房，生怕晚了又惹麻烦。

可没过几天，衙役又来要钱了，这次要的是“摊位改造费”，两块钱。陈阿婆实在拿不出钱了，家里已经没什么能卖的了，只剩下小柱子的几件旧衣服，还有她的陪嫁首饰，早就当了换钱给小柱子买药了。

矮个子衙役见她没钱，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伸手就把所有玻璃罐都摔在地上，有的摔得粉碎，有的裂了缝；还把竹篮里的茶叶蛋都倒在地上，用脚踩碎，蛋黄和蛋清混在泥水里，看着让人心疼。“官爷，求您了，别摔了，这是我们唯一的活路啊！”陈阿婆哭着拽他的衣角，却被他甩开，差点摔倒。衙役转身就走，留下一地狼藉，还撂下话：“明天再交不上钱，就把你这摊子拆了！”

晚上，邻居们都来看陈阿婆。卖馄饨的王婶端来了一碗热馄饨，里面卧了两个鸡蛋，是她特意给陈阿婆留的，没舍得给孩子吃：“阿婆，吃点东西，别伤了身子。这馄饨是猪肉馅的，你尝尝，还热着呢。”

卖菜的张大叔气得拍大腿，声音都大了：“那些衙役太欺负人了！简直是强盗！我昨天也被他们扣了菜篮，说我没交‘管理费’，一篮子青菜都被他们拿走了，我儿子还等着菜换钱交学费呢！这日子没法过了！”

修鞋的刘师傅也来了，他的摊位前几天被衙役掀了，修鞋的工具都被没收了，现在只能靠帮人挑水赚点钱。他坐在床边，叹了口气：“阿婆，咱们不能再忍了！再这么下去，咱们都得饿死！他们就是欺负咱们老实，咱们得一起找他们说理去！”

陈阿婆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希望，却又很快黯淡下去：“咱们都是小老百姓，找他们说理，有用吗？万一被抓起来，小柱子怎么办？他还病着，没人照顾啊。”她想起小柱子生病时，咳嗽得睡不着觉，半夜里喊“奶奶，我难受”，心就像被针扎一样疼，她不能有事，不能丢下小柱子。

“阿婆您别怕！”王婶坐在陈阿婆身边，握着她的手，手暖暖的，给了她力量，“我已经问过巷子里的十几个摊贩，大家都愿意一起去请愿，要求减免苛捐杂税！张大叔已经写好请愿书了，咱们明天就去市政府！人多力量大，他们不敢怎么样的！就算有事，咱们这么多人一起，他们也不敢随便抓人！”

李大爷也说：“对，阿婆，咱们不能再忍了！小柱子的病要治，咱们的日子也要过！就算被抓起来，也比饿死强！我已经跟隔壁的老王说了，他也愿意去，咱们有几十个人呢，不怕他们！”

陈阿婆想了想，想起小柱子渴望的眼神，想起他喝止咳糖浆时乖乖的样子，想起自己每天起早贪黑，就是为了给孙子抓药，让他好起来。她终于点了点头，眼里有了坚定的光：“好，我跟你们一起去！为了柱子，为了咱们的活路，拼了！”

接下来的几天，陈阿婆和王婶一起，偷偷联系了更多的摊贩。卖早点的李嫂，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八岁，小的五岁，靠卖豆浆油条过日子，衙役每个月都要收“摊位费”，有时候一个月收好几次，她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有时候连豆子都买不起；修鞋的刘师傅，母亲卧病在床，全靠他修鞋赚钱买药，现在工具被没收了，母亲的药都快断了；卖布料的赵大姐，丈夫在战争中牺牲了，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摊位是她唯一的收入来源，衙役收的税比她赚的还多，她都快哭了。

他们都趁晚上偷偷传递消息，怕被衙役发现。有时候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借着路灯的光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有时候在王婶的馄饨摊后面，围着一张小桌子，假装吃馄饨，其实在商量请愿的细节。陈阿婆还让小柱子帮忙，把请愿书抄了几十份。小柱子虽然才七岁，却很懂事，知道奶奶是在做正事，用铅笔一笔一划地抄，抄得手都酸了，却没喊一声累，还在请愿书后面画了个小太阳，用红笔涂了颜色：“奶奶，这样咱们就能像太阳一样，不怕黑了，能把坏人赶走！”

请愿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没有风，很舒服。几百个摊贩聚集在市政府门口，手里举着“减免苛捐杂税”“还我生路”的牌子。牌子有的是用硬纸板做的，有的是用木板做的，上面的字有的是用墨写的，有的是用红漆写的，还有的用口红写，虽然不整齐，却透着一股子决心，每个人的脸上都很严肃，却也带着希望。

陈阿婆站在最前面，手里攥着那份皱巴巴的请愿书，手心都出汗了，把请愿书攥得有些皱。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银簪子固定着，脸上带着从未有过的坚定——她怕被抓，却更怕小柱子没药吃、没饭吃，这是穷人家最后的底气，再难也要争。

市政府的官员一开始不肯出来，让士兵在门口站岗，手里拿着枪，不让他们进去，士兵的表情很严肃，盯着人群。围观的市民越来越多，有的是路过的，有的是特意来支持他们的，站在后面，也跟着喊：“减免苛捐杂税！”“还老百姓活路！”声音越来越大，像打雷一样，站岗的士兵也有些动容，眼神里满是犹豫，有的甚至把枪放低了些，不再那么紧绷。

过了一个多小时，市政府才派了个秘书出来谈判。秘书穿着西装，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个笔记本，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却带着点不耐烦。他走到人群前，清了清嗓子：“大家有什么诉求，说吧，我记下来，会向上反映的。”

陈阿婆鼓起勇气，往前走了一步，声音虽抖却很清晰，每个字都透着委屈和恳求：“官爷，我们都是小老百姓，靠摆摊过日子，家里有老有小要养活。这苛捐杂税太多了，什么‘治安费’‘卫生费’‘摊位改造费’，一个月要交好几次，有时候交的税比赚的还多，我们实在交不起啊！有的摊贩被你们扣了货物，有的被掀了摊子，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求您跟上面说说，减免点税，让我们有条活路吧！我们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赚点钱养活家人，不图别的！”她说着，眼泪又掉了下来，不是害怕，是这些日子积压的委屈终于说出来了。

其他摊贩也纷纷附和，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自己的难处。张大叔上前一步，撩起袖子，露出胳膊上的伤疤，伤疤还没好，颜色红红的：“官爷，我这伤疤是去年被衙役打的，就因为我没交‘管理费’！他们把我的菜都扔了，还打我！我家里还有三个孩子等着吃饭，现在只能去捡别人剩下的菜叶子，孩子都快饿出病了，面黄肌瘦的！”

刘师傅也说：“我的修鞋工具被没收了，我娘卧病在床，现在连药都买不起，只能眼睁睁看着她难受，晚上咳嗽得睡不着觉！我求他们把工具还给我，他们还打我，说我‘顶嘴’！官爷，您说说，这还有天理吗？”

秘书听了，也觉得有些动容，眉头皱了起来，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写得很快：“你们的难处我知道了，我会把你们的诉求向上反映，尽快给你们答复。你们先回去吧，别在这里聚集了，以免发生意外，对大家都不好。”

几天后，市政府终于发布公告，贴在街头的墙上，用大红纸写的，字很大，老远就能看见。公告上说，减免部分苛捐杂税，只收一项“摊位费”，而且金额减半；还规定衙役不能随意勒索摊贩，要是有衙役违规，可以去市政府举报，会严肃处理。

陈阿婆和邻居们看到公告，都高兴得哭了，互相拥抱在一起，有的拍着对方的背，有的笑着擦眼泪。“太好了！终于有活路了！”王婶笑着说，眼泪还在掉，“咱们的努力没白费！”

陈阿婆的小摊又重新摆了起来，她买了新的玻璃罐，里面装满了萝卜干和酱黄瓜，茶叶蛋也煮得满满的，比以前还多。老顾客们都来光顾，有的还多给了钱，说：“阿婆，以后我们常来，您这东西好吃，人也好！”她看着来来往往的顾客，笑着说：“还是人多力量大啊！只要咱们团结，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后来，小柱子的病渐渐好了，咳嗽也停了，脸色也红润了，也能跑能跳了。他经常来帮陈阿婆看摊子，坐在小凳子上，帮着收钱、递东西，有人买东西就喊：“奶奶，有人买茶叶蛋！”

有次，以前那个矮个子衙役路过，看见陈阿婆的摊子，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嚣张，眼神躲躲闪闪的，只是匆匆走了过去，连头都没抬。陈阿婆看着他的背影，对小柱子说：“孩子，记住，做人不能欺负别人，也不能被别人欺负。遇到困难，大家一起扛，团结起来，就什么都不怕了。”

小柱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从竹篮里拿出一个茶叶蛋，递给陈阿婆：“奶奶，你吃，这个最香！我帮你看摊子，你歇会儿。”陈阿婆接过茶叶蛋，咬了一口，觉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香，心里暖暖的，像被太阳晒着一样。

七律·第37章

摊贩抗捐起沪疆，阿婆推摊躲巡查。

暗送馄饨济难友，联合请愿诉衷肠。

苛税终减民心悦，众志凝成硬脊梁。

莫道小贩力量小，齐心能让政改章。

第38章 物价飞上天

1947年的上海，夏天来得格外早，才五月，天气就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太阳像个大火球挂在天上，把天空烤得蓝蓝的，没有一点云。街头的柏油马路被晒得发软，踩上去能留下浅浅的脚印，还会粘鞋底，走一步都费劲。路边的梧桐树叶子都打了蔫，卷着边，没了往日的精神；蝉在树上“知了知了”地叫，声音嘶哑，像是在抱怨这闷热的天气，却越叫越让人烦躁。

粮店门口的队伍排得老长，像一条长龙，从店门口一直排到巷口，弯弯曲曲的。有的人带着小板凳，坐在上面等；有的人带着草帽，遮住脸，却还是挡不住太阳；有的人手里拿着扇子，不停地扇着，扇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却还是挡不住热浪和心里的焦虑，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把衣服都浸湿了，贴在身上，很不舒服。

李阿婆今年五十六岁，头发已经有些花白，梳在脑后，用一根银簪子固定着——这银簪子是她的陪嫁，也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了，她一直舍不得当。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破了，缝了个补丁，手里挎着个蓝布钱袋，钱袋是她年轻时自己绣的，上面一朵小小的梅花，花瓣已经有些褪色，边缘也磨破了，却洗得干干净净。

她家里有老伴和两个儿子，老伴以前在工厂做工，后来工厂裁员，就只能打零工，有时候有活，有时候没活，收入不稳定；大儿子在纺织厂做工，一个月工资才几块钱，还经常拖欠，有时候两个月才发一次；小儿子叫李建国，才十二岁，在小学读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因为吃不饱，长得比同龄的孩子瘦小，脸也黄黄的。

以前，日子虽然不富裕，却也能过得去——每天早上，李阿婆都会去粮店买两斤米，回家煮一锅香喷喷的白米饭，中午炒个青菜，晚上炖个豆腐，小儿子总说“娘做的饭最香”，能吃两碗，把碗底都舔干净。可现在，这简单的幸福，却成了奢望，米价一天一个样，涨得比火箭还快。

这天早上四点，天还没亮，外面还黑着，只有几颗星星挂在天上，闪着微弱的光。李阿婆就揣着蓝布钱袋出门了，钱袋里装着她昨天刚从大儿子那里拿的工资，一共十块钱，是全家几天的口粮钱，她用手紧紧攥着，生怕丢了。她手里还拿着个小布袋，是用旧衣服改的，想着能多买两斤米，给家里改善改善伙食——小儿子已经很久没吃过纯白米饭了，每天只能喝稀粥，粥里的米粒屈指可数，只能靠红薯和野菜填肚子，脸都瘦了一圈，眼睛却很大，像饿坏了的小猫。

走到粮店门口时，已经排了几十个人，队伍从粮店门口绕了个弯，一直延伸到巷子里。大家都沉默地站着，有的靠在墙上打盹，头一点一点的；有的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眉头皱着；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和扇子扇动的“哗啦”声，打破了寂静。

李阿婆排在队尾，搓着冻得发红的手——虽然是夏天，早上的风却还是有些凉，吹在身上不舒服，尤其是她年纪大了，抵抗力差。她心里暗暗祈祷：“今天一定要买到米，不然家里就断粮了。小建国昨天还跟我说想吃白米饭，说做梦都梦见了，不能让他失望。”

等了三个多小时，天渐渐亮了，太阳也慢慢升了起来，把光线洒在地上，越来越热。终于快轮到李阿婆了，她兴奋地往前凑了凑，把钱袋紧紧攥在手里，手心都出汗了，钱袋都被浸湿了一点，手指都有些发麻。

可就在这时，粮店老板突然从店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米价：三块钱一斤”，字写得很大，老远就能看见，红漆还很亮，像是刚写的。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有些沙哑，却很响亮：“大家听好了，今天米价涨了，三块钱一斤，要的赶紧买，没多少了！卖完就没了，想买也买不到了！”

李阿婆心里“咯噔”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手里的钱袋差点掉在地上。她昨天晚上还数过钱，十块钱本来能买三斤多米，够家里吃三天，现在却只能买三斤了，少了不少，心里一下子就慌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钱递了过去，声音有些发颤：“老板，给我称三斤米。”

老板接过钱，数了数，然后用木勺从米缸里舀起米，米是糙米，里面还有一些碎米和杂质，颜色也有些发黄，不是最好的米，可现在能买到米就不错了，很多人想买都买不到。老板看李阿婆年纪大了，头发都白了，站了这么久也不容易，又多添了一小撮米：“阿婆，看你年纪大了，多给你点，省着点吃。这米啊，说不定明天又要涨了，你要是能多买就多买点，存着，省得以后买不到，或者更贵。”

李阿婆接过米袋，米袋是粗布做的，沉甸甸的，她紧紧抱在怀里，像是抱着宝贝一样，生怕被别人抢了。她低头看了看米袋，心里还是担心，担心明天的米在哪里，担心小建国能不能吃饱。

回家的路上，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热得厉害，地面都发烫，走在上面像踩在火上。李阿婆却不觉得热，只想着赶紧把米带回家，藏好，别被别人看见。路上，她看见有人因为没买到米，坐在路边哭——那是个年轻的媳妇，怀里抱着个婴儿，婴儿饿得直哭，小脸通红，嗓子都哭哑了。媳妇一边拍着婴儿，一边哭着说：“怎么办啊，没米了，孩子要饿肚子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啊？米价一天一个涨，我男人赚的钱还不够买米的，这孩子要是饿坏了可怎么办啊？”

还有人在抢别人的粮袋，一个穿短打的男人抢了一个老人的米袋，老人年纪大了，腿脚不好，追不上他，只能在后面喊：“那是我的米，是我给孙子买的！你还给我！我孙子还等着吃饭呢！”警察在旁边拉都拉不住，男人跑得很快，转眼就没影了。老人坐在地上，哭着捶地：“我的米啊……”

李阿婆心里酸酸的，眼圈都红了，赶紧加快脚步，怕自己的米被抢走，也怕看到这样的场景，心里难受得慌。她把米袋抱得更紧了，贴在胸口，像是能感受到米的温度。

回到家，家里还没人醒，老伴还在房间里睡觉，打着呼噜；小儿子也没起，蜷缩在被子里，睡得很香，可能是昨天晚上没吃饱，睡得不安稳，眉头还皱着。李阿婆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把米倒进米缸，米缸是陶制的，上面有一道裂纹，是老伴年轻时从乡下买来的，已经用了十几年了，外面还贴着一张旧红纸，是过年时贴的，现在已经褪色了。

她找了把锁，把米缸锁了起来——这把锁是她的陪嫁，铜制的，已经有些氧化，颜色发乌，却还很好用。锁好米缸，她才松了口气，靠在厨房的墙上，歇了会儿，觉得浑身都没力气。

这时，老伴醒了，从房间里走出来，揉着眼睛，看见李阿婆，问：“阿婆，今天买了多少米？米价怎么样了？”

李阿婆叹了口气，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石凳被太阳晒得有些烫，却顾不上了。“买了三斤，花了九块钱。现在米价涨得太快了，昨天还两块五一斤，今天就三块了，一天一个价，照这样涨下去，咱们以后连粥都喝不起了。”她顿了顿，又说：“以后每天只煮一斤米，掺点红薯和野菜，能多撑几天。不然米不够吃，小建国还在长身体，不能饿着他。”

老伴听了，也叹了口气，坐在她旁边，没说话，只是低着头，看着地面，心里也难受，却没办法，赚不到钱，只能省着吃。

从那以后，李阿婆的家里，就再也没吃过纯白米饭了。每顿煮的都是杂粮粥，稀得能照见人影，里面只有几颗米粒和大块的红薯，喝起来没什么味道，只能填肚子，却不顶饿。小儿子李建国每次喝完粥，过不了多久就会喊饿，却懂事地不说，只是坐在一边，看着别人吃饭。

红薯是李阿婆从乡下换的，用一件旧棉袄换了十几个，棉袄是老伴的，已经穿了很多年，破了好几个洞，却还是能挡点风。红薯放了很久，有的已经有些发芽了，她把芽去掉，还能吃，就是味道差了点，有点发苦，却也没办法，有总比没有好。

野菜是她去郊外挖的，每天下午，等小儿子放学回家，她就背着小竹篮去郊外。郊外的野菜很多，比如马齿苋、荠菜，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草，只要能吃，她就挖回家。挖野菜的时候，她还要小心，怕遇到蛇或者其他东西，有时候还会被草叶划伤手，留下小口子，她就用布条包一下，继续挖。

她把挖回来的野菜洗干净了切碎，放进粥里一起煮，虽然没什么味道，却能让粥变得稠一点，也能多填肚子。小儿子李建国每次都能喝两碗，把碗底的野菜和米粒都舔干净，却还是觉得饿，眼神里满是渴望，看着李阿婆，却不说一句话。

有天晚上，小建国拉着李阿婆的手，仰着头问，眼睛里满是渴望，像星星一样亮：“娘，我想吃白米饭，就吃一碗，行不行？我好久没吃过了，都快忘了白米饭是什么味道了。昨天同学带了白米饭，我闻着好香，想尝一口，却没好意思说。”

李阿婆摸了摸儿子的头，儿子的头发软软的，却没什么光泽，因为营养不良，头发也黄黄的。她能摸到儿子头上的骨头，硌得手疼。她的眼泪掉了下来，滴在儿子的手背上，冰凉冰凉的：“孩子，不是娘不给你吃，是现在米太贵了，咱们吃不起啊。等以后物价降了，娘天天给你煮白米饭，让你吃个够，还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放很多酱油，香喷喷的，让你吃两碗饭，好不好？”

小建国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再也不喊饿了，只是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默默地多喝两碗粥，把碗舔得干干净净，像小狗一样。他知道娘不容易，不想让娘担心。

有次，学校里组织春游，老师让每个同学带点吃的，跟同学们一起分享。小建国从家里拿了两个红薯，是家里最好的红薯，没有发芽，还很面，是李阿婆特意留给他的。他把红薯放在书包里，小心翼翼地，怕压坏了，还用手帕包着，放在书包最里面。

春游的时候，同学们都把带来的吃的拿出来，有的带了馒头，有的带了饼干，有的带了鸡蛋，只有小建国带的是红薯。他有些不好意思，把红薯放在身后，不想让别人看见。有个同学看见他的红薯，笑着说：“李建国，你怎么带红薯啊？这东西不好吃。”

小建国的脸一下子红了，低着头，想把红薯藏起来。这时候，班长走了过来，说：“红薯怎么了？红薯很甜的，我以前吃过，可好吃了！李建国，你愿意分我一点吗？”

小建国抬起头，看见班长友善的眼神，点了点头，把红薯掰成两半，递给班长一半：“给你吃，这个红薯很甜的。”班长咬了一口，笑着说：“真的很甜！谢谢你，李建国！”

其他同学见了，也纷纷围过来，问小建国能不能分点红薯。小建国把另一个红薯也掰成小块，分给同学们，自己只留了一小块。同学们一边吃红薯，一边说：“真甜！好吃！”小建国看着同学们的笑脸，也笑了，觉得红薯比以前更甜了。

后来，大儿子听说美元能保值，不会像法币一样贬值，能换更多的钱，就想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换成美元。他跟李阿婆商量，语气很兴奋，眼里满是希望：“娘，现在钱越来越不值钱了，昨天能买三斤米的钱，今天就只能买两斤了。咱们把钱换成美元吧，以后还能换更多的钱，到时候就能买很多米，让咱们都吃上白米饭了，不用再喝稀粥了！”

李阿婆却摇了摇头，她经历过很多苦日子，知道什么东西才是最实在的，钱再多，不能当饭吃也没用。她想起自己的母亲，小时候家里穷，母亲总是说：“咱们老百姓，还是守着家常过日子最踏实，别贪那些虚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没用了。粮食才是最实在的，有粮食就能活下去。”

她对大儿子说：“孩子，外钞靠不住啊！咱们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要是美元不能用了，咱们怎么办？钱不就白换了吗？还不如买点粮食，存起来，至少饿不着肚子，这才是最实在的。你听娘的，别换，咱们省着点吃，总能熬过去的。”

大儿子不听，觉得母亲老了，不懂这些新东西，跟不上时代了。他觉得自己是对的，换了美元就能赚更多的钱，就能让家里过上好日子。他还是偷偷把家里的积蓄——五十块钱，换成了美元。他托厂里的同事找关系换的，那个同事说认识个“能人”，能换到美元，还花了五块钱手续费，才换到了一点美元。

可没过多久，美元也开始贬值，以前一块美元能换一百块法币，现在只能换八十块了，而且还在跌，一天一个价，跌得比法币还快。大儿子看着手里的美元，心里慌了，后悔得直跺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嘴里还念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贬值？我明明听说能保值的……”

李阿婆没有怪他，知道他也是想让家里过上好日子，只是走错了路。她端了一碗杂粮粥，放在他的房间门口，轻声说：“孩子，别难过了，钱没了可以再赚，身体要紧。以后咱们再慢慢攒钱，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就算没有钱，咱们还有粮食，还有彼此，能活下去就好。”

大儿子听了，在房间里哭了起来，哭了很久，才打开门，接过粥，一口一口地喝，边喝边说：“娘，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不听你的话……”李阿婆拍了拍他的背，说：“没事，知道错了就好，以后别再犯了。”

那段日子，李阿婆每天都会去粮店门口看看米价，心里盼着物价能降下来，可米价却一天比一天高，有时候一天能涨两次，早上一块五，中午就两块了。她还会去菜市场看看，菜市场的价格也涨得厉害——萝卜从几分钱一斤涨到了几毛钱一斤，比以前贵了好几倍；豆腐根本买不到，就算买到了，也贵得吓人，一小块就要一毛钱，够买小半碗米了；青菜更是贵得离谱，一把青菜要两毛钱，比肉还贵，没人买，都蔫在摊位上。

有次，家里实在没米了，断粮了，小建国饿得直哭，说“娘，我饿”。李阿婆没办法，只能去当铺当东西。她把老伴的旧怀表拿了出来，这怀表是老伴年轻时在工厂做工，老板奖励他的，因为他工作努力，技术好，老伴一直很珍惜，平时都舍不得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拿出来看看，擦得锃亮。

李阿婆拿着怀表，走到当铺，当铺老板看了看怀表，撇了撇嘴：“这表太旧了，不值钱，最多给你五块钱。”李阿婆想多要点，跟老板讨价还价：“老板，您再给多点吧，这表是好表，以前很值钱的，我老伴很珍惜的……”老板不耐烦地说：“最多五块，你要不要？不要就拿走，后面还有人等着呢！”

李阿婆没办法，只能点头：“要，要。”拿着五块钱，她赶紧去粮店买了一斤米，回家给小儿子煮了碗稀粥，小建国喝得很快，还舔了碗，说“娘，真好喝”。李阿婆看着儿子的样子，心里难受，却只能忍着。

她还会跟邻居们互相接济。邻居王婶家里有块菜地，在院子后面，种了些青菜和萝卜，长得还不错。王婶知道李阿婆家里困难，经常送些青菜给她，有时候送一把青菜，有时候送两个萝卜，笑着说：“阿婆，拿着，我家种的，不值钱，给孩子煮煮吃，补充点营养，总喝稀粥不行。”

李阿婆也不白要，就把自己腌的咸菜送给王婶，咸菜是用萝卜干腌的，咸香可口，配粥很好。她把咸菜装在小坛子里，封好，送给王婶：“王婶，这是我腌的咸菜，你尝尝，配粥吃很好。”王婶接过咸菜，笑着说：“太好了，我正想吃咸菜呢，谢谢你啊阿婆。”

有次，王婶家里断粮了，没米了，跟李阿婆说了。李阿婆从米缸里舀了半斤米，用小布袋装着，送给王婶：“王婶，拿着吧，咱们都是邻居，互相帮衬着过。这米虽然不多，却能煮点粥，填填肚子，别饿着。”王婶接过米，感动得眼泪都掉了下来，拉着李阿婆的手说：“阿婆，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以后我有了粮食，一定还你，还会多给你点青菜！”

李阿婆笑着说：“不用还，都是应该的。咱们都是苦日子过来的，互相帮衬是应该的，这样日子才能过下去，才能熬过去。”

直到后来，上海的物价渐渐稳定下来，米价也降了，从三块钱一斤降到了两块钱一斤，还能买到好一点的米，是精米，颗粒饱满，煮出来的饭很香。李阿婆才敢打开米缸，给家里煮了一锅香喷喷的白米饭。

白米饭的香气飘满了整个院子，闻着就让人有食欲，连邻居都能闻到，问“阿婆，你家煮什么呢，这么香？”李阿婆笑着说：“煮白米饭呢，物价降了，能吃起了！”

小儿子李建国闻着香味，从房间里跑了过来，眼睛都亮了，大声说：“娘，是白米饭！好香啊！我好久没闻过这个香味了！”

李阿婆盛了一碗白米饭，递给他，还给他夹了点青菜：“快吃吧，小心烫。慢慢吃，还有很多，管够，让你吃个饱。”

小建国接过碗，大口大口地吃着，吃得很香，嘴角都沾了米粒，却顾不上擦，扒饭的速度很快，像怕别人抢一样。他边吃边说：“娘，白米饭真好吃！比粥好吃多了！太香了！我还要一碗！”

李阿婆看着儿子的笑脸，心里也暖暖的，像被太阳晒着一样，眼泪又掉了下来，这次是开心的眼泪。她想起那段物价飞涨的日子，想起大家互相接济的温情，想起自己去当铺当怀表的无奈，想起小建国饿肚子的样子，心里百感交集。

她暗暗告诉自己：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节俭过日子，还要多帮衬邻居，这样日子才能过好。那些苦日子虽然难，却也让她明白了，人间的温情比什么都重要，只要大家互相帮助，再难的坎也能过去，再苦的日子也能熬出头。

七律·第38章

物价飞涨似油煎，阿婆买米日心煎。

上午两斤下午减，米缸紧锁数粒添。

儿想换元遭母骂，外钞终也不值钱。

莫道乱世无生计，节俭也能渡难关。

第39章 地下送情报

1948年的上海，冬天来得格外早，十一月就下了第一场雪。雪下得不大，像柳絮一样轻轻飘下来，慢悠悠的，却把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片清冷之中。屋顶、树梢、街头都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像撒了一层白糖，看起来白茫茫的，很干净，却也透着寒气。

风也很大，“呼呼”地刮着，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疼得厉害，让人忍不住缩脖子，把衣领竖起来，想挡住风。街头的岗哨比以前更多了，每个路口都站着穿黑色中山装的特务，他们戴着黑色的帽子，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眼睛，手里拿着枪，枪上还挂着刺刀，闪着冷光。他们眼神锐利地盯着来往的行人，像鹰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时不时拦下几个人，检查良民证，盘问半天，语气凶狠，气氛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

空气里弥漫着紧张和压抑，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每个人的心上，让人觉得不舒服，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惹麻烦。路上的行人很少，都匆匆忙忙地走，低着头，不说话，怕被特务盯上。

地下党员赵大哥，却在这样的险境中，以修鞋匠的身份为掩护，默默传递着情报，为解放上海做准备。赵大哥今年三十五岁，原名赵建国，老家在江苏盐城，那里以前被日军占领过，他的父母在战争中牺牲了，他从小就跟着游击队打鬼子，在战火中长大，后来因为表现勇敢，作战勇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他就来到了上海，负责地下情报工作，给自己取了个化名“老赵”，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和身份，只知道他是个修鞋的，手艺好，人也和善。他的修鞋摊在静安寺附近的巷口，位置不算显眼，却也方便，来往的人多，容易收集情报，也容易传递情报。

修鞋摊前放着一张旧木板，木板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上面有不少划痕和磨损的痕迹，是以前修鞋时留下的。木板上摆着锤子、钉子、胶水、锥子，还有几双待修的旧鞋——有隔壁大妈的布鞋，鞋底磨破了；有巷口小孩的球鞋，开胶了；还有上班族的皮鞋，鞋跟掉了。这些鞋子都是附近居民拿来修的，赵大哥修得很认真，收费也便宜，大家都愿意找他。

修鞋摊的旁边有一棵老梧桐树，树干粗壮，要两个人才能抱过来，枝叶繁茂，夏天能遮阴，挡住毒辣的太阳；冬天能挡点风，减少寒风的侵袭，是个不错的掩护。赵大哥每天早上八点出摊，晚上六点收摊，作息很规律，看起来和普通的修鞋匠没什么两样，没人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修鞋匠，竟然是地下党员，还在传递重要的情报。

他的手上布满了老茧，是常年修鞋磨出来的，指关节也有些粗大，冬天还会裂口子，贴满了胶布；脸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在左眼下方，是以前传递情报时被特务打的，当时差点瞎了，现在还能看出痕迹，却不影响他的容貌，反而多了点硬朗的气质。

他说话声音不高，总是笑着，对顾客很热情，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他都很有耐心。老人来修鞋，他会搬个小凳子让老人坐；小孩来修鞋，他会给小孩一颗水果糖，逗小孩开心。和顾客聊天时，他会不经意地问一些问题，比如“最近街上是不是查得严啊？”“听说前面路口又加岗了？”，收集情报，却不引人注意，顾客也愿意跟他聊，把他当成普通的修鞋匠，没什么防备。

可没人知道，他的修鞋摊，其实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他修鞋的工具箱里，藏着传递情报的秘密——他的锥子把是空心的，里面可以藏纸条，纸条上写着情报，卷成小小的一卷，塞进去，外面看不出来；他的胶水罐是特制的，罐底可以拆开，里面也能藏情报，而且做得很隐蔽，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就算特务检查，也只会以为是普通的胶水罐。

这天上午，雪停了，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在地上的雪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让人睁不开眼睛。赵大哥正在修一双旧皮鞋，皮鞋的鞋底开胶了，他用胶水把鞋底粘好，再用钉子钉牢，动作很熟练，手指灵活地拿着锤子，敲钉子的力度刚好，不会把皮鞋敲坏。

就在这时，一个穿蓝色旗袍的女人走到修鞋摊前。她的旗袍是洗得发白的，袖口有些磨损，却很干净，熨得平整；领口别着一朵白色的小花，是纸做的，却很精致。女人看起来三十多岁，头发盘在脑后，梳得很整齐，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帽子压得有些低，遮住了部分脸，让人看不清她的表情。她的手里提着一个小布包，放在身前，手指紧紧攥着布包的带子，看起来很紧张，眼神时不时往四周看，怕被别人注意到。

“师傅，这鞋的鞋底开胶了，麻烦你帮我修一下，下午我来拿。”女人的声音很轻，却很清晰，还特意压低了一点，怕被别人听见，尤其是怕被不远处的特务听见。

赵大哥抬头看了看女人，眼睛快速地扫了一眼她领口的小白花——这是他们约定的暗号，确认对方身份的标志。他认出她是地下党的联络员，代号“青鸟”，负责和他对接情报，传递重要的消息。

他不动声色地接过皮鞋，检查了一下鞋底，用手指敲了敲鞋跟，这是另一个暗号，告诉对方“安全，可以传递情报”。“放心，下午保证给你修好。你这鞋是牛皮的，质量好，粘好了还能穿很久。”他笑着说，声音和平时一样，听不出任何异常，继续低头修鞋，掩饰自己的动作。

女人点了点头，没再多说，怕言多必失，转身走了。她走得很慢，脚步很轻，时不时回头看一眼，确认没有特务跟踪，走到巷口时，还特意绕了个弯，才消失在视线里。

赵大哥趁着没人注意，快速把皮鞋的鞋底拆开——鞋底是用线缝的，他用锥子小心地把线挑开，动作很轻，怕弄破里面的纸条。鞋底里面藏着一张叠得小小的纸条，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上面用铅笔写着字。他把纸条拿出来，展开一看，上面用铅笔写着国民党军队在上海的布防图，还有特务机关的位置，字迹很小，却很清晰，是用特殊的铅笔写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清，就算被别人拿到，不用特殊的方法也看不到字。

他赶紧把纸条折好，卷成小小的一卷，塞进自己修鞋用的锥子把里，然后把鞋底重新缝好，用胶水粘牢，像没动过一样，看不出任何痕迹。他又拿起其他的鞋子，假装继续修鞋，心里却在想着怎么把情报传递出去，送到组织手里。

下午，“青鸟”来拿鞋的时候，巷口正好有两个特务在巡查，他们背着枪，来回走动，眼睛盯着来往的人，像巡逻的狼，寻找着目标。赵大哥心里一紧，却还是保持镇定，不能慌，一慌就会被特务发现破绽。

他笑着对“青鸟”说：“你的鞋修好了，你试试，看看合不合脚。”一边说，一边把修好的皮鞋递给她，手指不经意地碰了碰她的手，这是传递情报的信号，告诉她“情报在锥子里”。

“青鸟”接过鞋，试了试，走了两步，假装感受鞋子的舒适度：“挺好的，谢谢你，师傅。多少钱？”她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钱，递给赵大哥，手指也碰了碰他的手，回应他的信号，表示“收到，明白”。

赵大哥接过钱，数了数，然后悄悄把锥子塞到她手里，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说：“你这鞋的钉子有点松，我再给你一个锥子，你要是以后钉子松了，可以自己钉一下。里面的东西小心点，别弄丢了，一定要送到。”

“青鸟”明白了他的意思，接过锥子，放进自己的布包里，点了点头，没再多说，转身走了。特务看了“青鸟”一眼，觉得她就是个普通的顾客，修完鞋就走，没什么可疑的，继续巡查，没在意。

赵大哥看着“青鸟”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巷口，确认她安全了，才松了口气，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心里想：“还好，没被发现。这情报很重要，关系到解放上海的计划，一定要送到组织手里，不能出任何差错。”

这样的情报传递，赵大哥已经做了很多次，每次都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因为他知道，一旦出错，不仅自己会有生命危险，还会牵连更多的同志，影响解放上海的进程。有时候是通过修鞋的顾客传递，把情报藏在鞋底、鞋跟里；有时候是通过卖菜的小贩，把情报藏在菜叶子里，用绳子捆好；还有时候是通过街头的乞丐，把情报藏在破碗的夹层里，每次都换不同的方式，确保安全。

可危险，还是悄悄降临了。

这天下午，三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特务走到修鞋摊前。为首的特务个子很高，脸上有一道刀疤，从额头一直延伸到下巴，看起来很凶，眼神很吓人，像要吃人一样。他斜着眼看赵大哥，双手抱在胸前，语气很不客气：“师傅，修鞋呢？生意怎么样啊？最近这一带不太平，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比如不认识的，鬼鬼祟祟的？”

赵大哥心里一紧，知道这些人是来搜查的，十有八九是收到了线报，怀疑这一带藏着共党。他强装镇定，手里继续摆弄着手里的旧鞋，笑着说：“官爷，您说笑了，我就是个修鞋的，每天守着这摊子，哪能见到什么可疑人？来的都是街坊邻居，熟得很。您要修鞋吗？我修鞋的手艺好，价格也便宜，保证修得结实，走路不硌脚。”

为首的特务哼了一声，不屑地扫了眼摊子上的鞋，语气更冲了：“我们不修鞋，就是来查查！最近这一带不太平，有很多共党分子在活动，到处搞破坏，你要是看到可疑的人，不及时报告，小心吃不了兜着走！我们可不会手下留情！”

说着，两个跟班特务就开始动手搜查。一个蹲下来翻赵大哥的工具箱，锤子、钉子、胶水被一股脑倒在地上，零件撒了一地，连藏着情报的锥子都被翻了出来，特务拿在手里掂量了两下，见就是普通的修鞋锥子，又扔回了地上；另一个则拿起摊上待修的鞋子，挨个捏鞋底、摸鞋帮，甚至把鞋跟都掰下来看，生怕里面藏了东西。

赵大哥的心跳得飞快，像擂鼓一样撞着胸口，手心都攥出了汗，眼睛紧紧盯着特务的动作——锥子把里还藏着半张没来得及送走的情报草稿，要是被发现，不仅自己完了，整个联络点的同志都会暴露。他悄悄把脚往锥子那边挪了挪，用鞋尖挡住锥子把，假装捡钉子，慢慢把锥子往自己身边勾。

就在这时，巷口突然传来脚步声，是联络员“鸽子”——她是个刚加入组织的年轻姑娘，才二十岁，脸上还带着稚气，今天是来送一份标注着特务岗哨换班时间的情报，藏在发夹的夹层里。她没料到会遇到特务，看到穿黑中山装的人，脸色一下子变白，脚步顿在原地，手紧紧攥着发夹，指尖都泛了白。

“站住！你是什么人？过来！不许走！”刀疤特务眼尖，一眼就瞥见了“鸽子”，厉声喊住她，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枪套上。

“鸽子”吓得身子一抖，想转身跑，却慌得差点摔在雪地里。赵大哥心里一紧，知道这时候不能慌——要是“鸽子”被抓，她身上的情报会把整个地下网络都扯出来。他赶紧故意把手里的钉子往地上一撒，“哗啦”一声，钉子滚得满地都是，有的还滚到了特务脚边。

“哎呀，官爷，对不住对不住！钉子掉了，您看这乱的，麻烦你们让一下，我捡一下钉子。”他蹲下来，一边捡钉子一边絮絮叨叨，“这钉子是我特意托人从苏州买来的，质量好，钉鞋特别牢，丢了可惜，修鞋还得用呢，您多担待……”

刀疤特务不耐烦地踹开脚边的钉子，骂道：“快点捡！别耽误我们的时间！要是再磨蹭，把你这摊子掀了！”

赵大哥趁机抬眼，飞快地给“鸽子”使了个眼色——他往巷尾的方向努了努嘴，那里有个废弃的杂物间，后面藏着一条窄巷，能通到另一条弄堂，是他们早就约定好的应急逃生路线。“鸽子”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定了定神，假装是路过买东西的，低着头往杂物间的方向挪，嘴里小声说：“我……我就是来买包针线的，走错路了……”

“买针线？这巷子里哪有卖针线的？我看你就是可疑！”跟班特务要追上去，却被赵大哥拦住了。他手里举着几颗钉子，笑着说：“官爷，她就是隔壁弄堂的姑娘，我认识，叫小芳，家里是做针线活的，可能是来这边找熟人。您看我这钉子捡得差不多了，要不您再查查别的？我这摊子小，没什么藏人的地方，耽误您查案就不好了。”

刀疤特务眯着眼打量了“鸽子”一会儿，见她穿着普通的蓝布衫，辫子上还系着红头绳，确实像个普通姑娘，又看赵大哥一脸老实相，不耐烦地挥挥手：“行了行了，别杵在这了，赶紧走！下次再看到可疑人，记得报告！”

“鸽子”赶紧点点头，低着头快步走过特务身边，拐进杂物间后面的窄巷，很快就没了踪影。赵大哥听到巷尾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远去，心里才松了口气，继续埋头捡钉子，手指因为紧张还在微微发抖。

又搜了十几分钟，特务没找到任何可疑东西，只能骂骂咧咧地走了，临走前还踢了一脚赵大哥的工具箱，威胁道：“你给我小心点！要是让我们发现你跟共党有关系，把你抓去坐牢！”

赵大哥看着特务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才瘫坐在地上，后背的衣服都被冷汗浸湿了，贴在身上冰凉。他赶紧捡起锥子，拧开锥子把，掏出里面的情报草稿，塞进贴身的衣袋里，又把地上的工具和鞋子收拾好，匆匆收了摊——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必须尽快把情报转移到新的联络点。

赵大哥的家在离修鞋摊三条街的偏僻弄堂里，是一间低矮的阁楼，窗户用厚厚的报纸糊着，外面还挂着几件旧衣服，从外面看，就像普通的贫苦人家。他推开门，妻子林秀正坐在小桌边整理情报，见他回来得这么早，还脸色发白，赶紧站起来：“怎么这么早回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林秀也是地下党员，以前是小学教师，因为给学生讲抗日故事被开除，后来就成了赵大哥的助手，负责整理情报、传递消息，还会帮他望风——要是有可疑人靠近，她就会在窗口挂起一件红色的旧棉袄，给赵大哥发信号。

赵大哥把今天遇到特务、掩护“鸽子”的事说了，从衣袋里掏出情报草稿，放在桌上：“这里不能待了，特务已经盯上这一带了，明天我就把修鞋摊搬到城南的茶馆旁边，跟王老板对接新的联络点。你今晚把这些情报整理好，明天一早交给‘老枪’，让他尽快送到总部，别耽误了解放的计划。”

林秀点点头，接过草稿，用铅笔仔细抄在一张薄纸上，又把草稿放进煤炉里烧了，灰烬用开水浇透，才倒进了窗外的雪地里。她从衣柜里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件换洗衣物，还有一个绣着荷花的香囊：“这是我昨天给你缝的香囊，里面装了艾草，能驱寒，也能挡挡晦气。你明天去新地方，一定要小心，别让人盯上。”

赵大哥接过香囊，放在口袋里，艾草的清香混着布料的暖意，让他紧绷的神经松了些。他握着林秀的手，她的手因为常年抄情报，指关节有些变形，却很温暖：“你也小心，要是我三天没回来，你就去投奔城西的张大爷，他会安排你转移。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保住自己，保住情报——咱们的命，是为了解放上海、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不能白白丢了。”

林秀眼眶红了，却没哭，只是点了点头：“我知道，你也要平安回来。等解放了，咱们就去开一家真正的修鞋铺，不用再躲躲藏藏，不用再提心吊胆。”

那天晚上，赵大哥没怎么睡，他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雪一点点积厚，想起了很多事——想起父母被日军杀害时，他躲在柴房里，看着火光染红了半边天；想起跟着游击队打鬼子时，战友们用身体挡住子弹；想起刚到上海时，组织上告诉他“你的修鞋摊，就是前线”，他摸着手里的锥子，觉得比枪还重。

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青鸟”那样的联络员，冒着风险传递情报；有“鸽子”那样的年轻人，为了信仰挺身而出；还有无数像林秀一样的同志，在暗处默默付出。他们就像雪地里的火苗，虽然微弱，却能照亮前行的路。

接下来的日子，赵大哥把修鞋摊搬到了城南的茶馆旁，和茶馆老板“老枪”搭上线——“老枪”以前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因为看不惯部队里的腐败，投奔了共产党，茶馆里的伙计都是联络员，顾客点一杯“龙井”就是要情报，点“碧螺春”就是送情报，暗号做得天衣无缝。

赵大哥依旧每天修鞋，只是眼神更警惕了——他会注意每个来修鞋的顾客，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从“今天的米价又涨了”里听出特务岗哨的变化，从“城西的桥坏了”里知道联络点的新地址。有一次，特务又来搜查，他把情报藏在茶馆后院的咸菜坛子里，用咸菜盖着，特务翻了半天，只翻出几坛咸菜，骂了句“穷酸样”，就走了。

这样的危险，赵大哥遇到过很多次——有次传递情报时被特务跟踪，他躲进布店，布店老板是同志，故意把布匹撒在地上，让特务滑倒，他趁机从后门跑了；还有次情报被雨水打湿，他蹲在路边，用身体挡住雨，一点点把模糊的字迹描清楚，手指冻得发紫也没停。

他常对自己说：“每传一次情报，就离解放近一天。只要能让上海的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不用再怕特务、不用再饿肚子，就算再危险，也值了。”

终于，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天，赵大哥正在修鞋，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喊“解放了！解放军进城了！”，他扔下手里的锥子，跑出门，看见穿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举着红旗走在街上，老百姓们围着战士欢呼，有的递水，有的送鸡蛋，脸上都是笑。

林秀跑过来，手里拿着一面小红旗，眼里含着泪：“咱们赢了！解放了！”

赵大哥接过红旗，举得高高的，看着街上的人群，突然想起了父母，想起了牺牲的战友——他们没能看到这一天，却用生命换来了这一天。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香囊，艾草的香味还在，心里暖暖的。

后来，赵大哥成了街道干部，他帮着老百姓修马路、建学校，还组织了修鞋培训班，教失业的人学手艺。他的修鞋工具箱被珍藏在街道的纪念馆里，里面的锤子、钉子、锥子，都还带着当年的痕迹——锥子把上的划痕，是当年藏情报时磨的；锤子上的缺口，是掩护“鸽子”时被特务踩的。

有时候，街道里的孩子会围着他，听他讲当年传递情报的故事。孩子们会问：“赵爷爷，你当时怕不怕？”

赵大哥会笑着摸孩子们的头，说：“怕啊，怎么不怕？可我知道，我不是在为自己活，是在为大家活。现在你们能安安稳稳上学、能吃饱饭，就是我们当年不怕的理由。你们要记住，今天的好日子，是很多人用命换来的，要好好读书，将来建设咱们的国家，别让他们白白牺牲。”

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眼里闪着光。赵大哥看着他们，想起了当年的“鸽子”，想起了无数年轻的同志——革命的火种，就是这样一代代传下去的。

七律·第39章

地下传情报沪疆，赵哥修鞋作伪装。

情报暗藏鞋跟里，特务巡查智躲藏。

拖延时间护同志，坚守信念盼解放。

莫道暗战无硝烟，每步都系家国亡。

第40章 内战风云急

1946年的上海，春天来得拖泥带水，连绵的雨下了近一个月。雨不是倾盆而下，而是细密的、缠人的，像扯不断的棉线，把整个城市裹在一片湿冷里。弄堂里的青石板被泡得发亮，缝隙里积着泥水，踩上去“咯吱”响，鞋尖沾着的泥点甩都甩不掉，走几步就重了几分。墙根处的青苔疯长，绿得发黑，顺着砖缝往上爬，像给斑驳的砖墙镶了道难看的边，连窗台上的旧花盆都渗着潮气，里面的野草蔫头耷脑，没一点生气。

曾经烟囱林立的沪东纺织厂，如今只剩几座黑黢黢的烟筒杵在原地，像被遗弃的巨人骨架。偶尔有一缕黑烟从烟筒里飘出来，没等升起来就被雨雾压下去，散在灰蒙蒙的空气里，带着股焦糊的苦味。厂门口的石阶上，蹲满了没活干的工人，他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口磨破了边，有的还打着补丁。老王师傅蹲在最边上，手里攥着张卷了边的工票，票面上的字迹都被雨水浸得模糊——这是上个月的工钱，到现在还没发。他时不时抬头望一眼空荡荡的厂区大门，又低头摸了摸怀里揣着的旧棉袄，那是昨天刚从当铺赎回来的，棉絮都板结了，却还是宝贝似的抱在怀里：“上个月这棉袄还能换三斤米，这个月去问，掌柜的说顶多换半斤，这日子咋过啊……”

张阿婆踩着湿滑的石板路去菜市场时，裤脚沾了泥，她用枯瘦的手掸了掸，泥点却越掸越脏，在蓝布裤上留下一片片灰印。她撑着把破了边的油纸伞，伞骨断了一根，用麻绳绑着，风一吹就歪，雨水顺着伞沿滴在她的肩膀上，把衣服打湿了一片，贴在背上凉飕飕的。

菜市场里没了往日的热闹，摊位稀稀拉拉地散在雨棚下，摊主们缩着脖子，双手拢在袖子里，脸上满是愁容。卖青菜的张婶面前，几捆青菜蔫头耷脑，叶子上还沾着泥，却标着“五毛钱一斤”的红漆价签——去年这个时候，两毛钱能买一篮子，还能挑挑拣拣。张阿婆在摊位间转了一圈，最后停在刘师傅的豆腐摊前。刘师傅的摊就一张小木桌，上面摆着半块豆腐，还有一碗碎豆腐，塑料布盖着，却还是挡不住潮气。

刘师傅见张阿婆过来，叹了口气，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阿婆，您来啦？今天就剩这点碎的了，上午进的豆腐，到现在才卖出去两块，剩下的都快馊了。您要不嫌弃，给两毛钱拿去吧，我这就收摊了，再晚连车钱都赚不回来。”他说着，掀开塑料布，露出碗里碎成小块的豆腐，还带着点微弱的热乎气——早上烧的煤炉早就熄了，全靠余温捂着。

张阿婆看着那碗碎豆腐，想起家里的小豆子，孩子快半个月没沾过荤腥，连豆腐都少见，赶紧掏出钱，双手接过碗：“谢谢刘师傅，添麻烦了。”她用随身带的手帕裹着碗底，生怕豆腐凉了，手帕是粗布做的，洗得发白，边角还缝着补丁，“您也早点回吧，这雨下得人心烦。”

刘师傅点点头，开始收拾摊子，木桌腿在泥地上划出“吱呀”声：“回啥呀，家里三个娃等着吃饭呢，等会儿去码头看看，能不能帮人扛两袋货，赚点米钱。”他的声音里满是无奈，张阿婆听着，心里也发酸，没再多说，转身往家走。

家里的日子，像那碗碎豆腐，凑凑合合却总填不满空。张阿婆的老伴李大爷以前是纺织厂的机修工，厂子停产后，只能去十六铺码头扛大包。码头的活计苦，一袋粮食百十来斤，扛在肩上压得腰都弯了，从货船到仓库，要走百十米，一天下来只能挣两毛钱，还得看工头的脸色。前阵子有次，工头克扣了他一半工钱，李大爷跟他理论，被工头推搡着撞在铁制的货箱上，腰一下子就直不起来了。这几天只能在家躺着，疼得直哼哼，连碗生姜水都舍不得煮——生姜要一毛钱一小块，够买小半碗米了，还不如省下来给小豆子熬粥。

小豆子六岁，正是爱跑爱闹的年纪，却因为吃不饱，总没精神。以前他每天放学回家，都会拉着巷口的小伙伴在老槐树下玩跳房子，现在却连跑的力气都没有。每天一进门，他不是去摸玩具，而是先掀开厨房的锅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锅里，要是锅里只有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就会蔫蔫地低下头，锅盖“咚”地一声放下，声音里满是失落。

有天傍晚，张阿婆把买回来的碎豆腐切碎，和窖藏的萝卜一起煮了锅稀汤。萝卜是去年冬天埋在土里的，有的已经发糠了，她切得碎碎的，和豆腐煮在一起，勉强能看出点荤腥的样子。小豆子捧着粗瓷碗，小口小口地喝，喝到最后，把碗底的碎豆腐和萝卜渣都舔干净了，抬起头，眼睛亮晶晶地问：“奶奶，明天还能喝豆腐汤吗？”

张阿婆摸了摸孙子的头，孩子的头发软软的，却没什么光泽，因为营养不良，头发发黄，贴在头皮上。她的手指碰到孩子的耳朵，耳尖冰凉，心里一酸，用力点头：“能，奶奶明天再给你买，咱们多放豆腐。”可转身进了里屋，她就对着老伴那件旧棉袄抹眼泪——棉袄的衬里破了个洞，露出发黄的棉絮，这是家里唯一能当的东西，可她舍不得，这是老伴当年娶她时穿的，领口还留着淡淡的樟脑味，是她每年夏天都拿出来晒的结果。

转过月，米价又涨了，从三块钱一斤涨到了四块五。张阿婆揣着仅有的五块钱，天不亮就去粮店排队。队伍从粮店门口一直排到巷口，弯弯曲曲像条长蛇。排队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有的带着小板凳，有的揣着热水袋，还有的把孩子背在背上，孩子在怀里睡得不安稳，时不时哼唧两声。张阿婆站在队尾，双手把钱袋紧紧攥在怀里，钱袋是用小豆子的旧袜子改的，缝了两层布，怕钱掉出来。她的指节都捏白了，冷风一吹，手冻得发红，却不敢揣进袖子里——怕钱被偷。

前面有个穿短打的年轻人，二十来岁，手里攥着三块钱，轮到他时，听说米价涨到四块五，一下子急了，拍着粮店的柜台喊：“昨天还四块一斤，今天就涨五毛，你这是抢钱啊！我就三块钱，够买多少？”

粮店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脸上满是无奈，双手一摊：“小伙子，我也是没办法啊！昨天去郊区进米，粮贩子说军粮征调，米源少了，每斤涨了三毛，我总不能赔本卖吧？你要是不够钱，就少买点，称六两，够熬两顿粥了。”

年轻人咬着牙，把三块钱拍在柜台上：“称六两！”粮店老板用木勺舀了点米，放在秤上称了称，又多添了一小撮：“小伙子，看你不容易，多给你点，省着点吃。”

张阿婆看着这一幕，心里发慌，生怕轮到自己时米卖完了。她往前凑了凑，听见前面排队的老太太跟身边人说：“我孙女昨天饿哭了，说想吃白米饭，我这才揣着鸡蛋来换米，鸡蛋也不值钱了，五个鸡蛋才换半斤米……”老太太说着，从篮子里拿出个布包，里面是五个沾着泥土的鸡蛋，小心翼翼地捧着。

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轮到张阿婆了。她把五块钱递过去，声音有些发颤：“老板，称一斤米。”粮店老板接过钱，数了数，用木勺从米缸里舀起米，米是糙米，里面混着碎米和小石子，颜色发黄。他把米放在秤上，称够一斤，又从缸里舀了一小撮，添进布包里：“阿婆，看你年纪大了，站这么久不容易，多给你点，回家挑挑石子再煮。”

张阿婆接过布包，布包沉甸甸的，她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宝贝一样。走出粮店，天已经亮了，雨停了，可风更冷了，刮在脸上像小刀割。她往家走，路过巷口时，突然听见前面传来整齐的喊声：“要和平！要饭吃！反对内战！保障民生！”

张阿婆抬头，看见一群学生举着木牌走过来。学生们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有的戴着圆框眼镜，有的扎着马尾辫，脸上冻得通红，却喊得格外响亮。木牌是用硬纸板做的，有的边缘卷了起来，上面的字用红漆写的，有的被雨水淋得发花，却还是能看清“反对内战”“还我粮食”的字样。走在最前面的是个女学生，十八九岁，梳着齐耳短发，手里的木牌举得高高的，额头上渗着汗，却没停下脚步，喊口号的声音都有些沙哑了。

张阿婆想起小豆子，孩子昨天还跟她说“奶奶，我想去上学”，可现在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交学费？她走到路边，从怀里掏出两个馒头——这是她早上没舍得吃的，用杂粮面做的，里面掺了野菜，硬邦邦的，是她前几天用鸡蛋换的。她拦住那个女学生，把馒头递过去：“孩子，拿着吃吧，别饿坏了，喊口号费力气。”

女学生愣了一下，接过馒头，眼里泛起泪光，声音有些哽咽：“阿婆，谢谢您！我们是圣约翰大学的，我叫林晓燕。我同学的爸爸是工人，被抓去当壮丁了，家里只剩妈妈和弟弟，弟弟都快饿死了。我们游行，就是想让上面知道，老百姓快过不下去了，别再打仗了，让大家能吃饱饭，让弟弟妹妹能安心上学。”

张阿婆点点头，看着女学生的背影，心里暖了点——还有人在为老百姓说话，这日子，说不定还有盼头。她站在路边，看着学生们的队伍走远，口号声渐渐变小，却像一颗种子，落在她心里，生了点希望的芽。

回到家，小豆子看见她手里的米袋，眼睛亮了亮，可看见她手里没有馒头，眼神又暗了下去。张阿婆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孩子，馒头给大哥哥大姐姐了，他们要为咱们喊冤，得有力气才行。咱们今天吃红薯粥，奶奶给你煮得稠点，多放米，好不好？”

小豆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拉着她的手进了厨房：“奶奶，我帮你烧火，我会烧火了。”他蹲在煤炉前，手里拿着火柴，划了好几次才划着，火苗“噗”地一下跳起来，映着他的小脸，脸上还沾了点煤灰。张阿婆看着，心里酸酸的——这么小的孩子，本该在炕上撒娇，却要跟着受苦，连烧火都要抢着干。

那段日子，街头的小贩也过得艰难。卖馄饨的王师傅推着小推车四处躲，怕被衙役抢。小推车的轮子坏了一个，用铁丝绑着，走起来“吱呀”响，像随时会散架。他的馄饨摊就一个煤炉，一口铁锅，锅里的汤很清，没多少油花——肉太贵了，一斤肉要八块钱，他根本买不起，只能在馅里多放青菜和粉条，勉强能看出点肉星。

有次张阿婆路过静安寺附近，看见王师傅正把剩下的半碗馄饨倒进锅里，嘴里还念叨：“别馊了，带回家给娃吃。”王师傅看见她，赶紧笑着打招呼：“阿婆，要不要来碗馄饨？我请客！”

张阿婆赶紧摆手：“不用了，王师傅，你也不容易，自己留着给娃吃吧。”

王师傅却坚持从锅里舀了一碗，馄饨不多，只有五个，汤里飘着点葱花：“阿婆，您别客气，咱们都是街坊，互相帮衬着过。这馄饨虽然没多少肉，却能暖暖身子，您快趁热吃。”他说着，把碗递过来，碗沿还缺了个口，是上次被衙役摔的。

张阿婆接过碗，馄饨很热，烫得她手有点疼，心里却暖暖的。她吃了一个，馄饨馅里满是青菜的清香，还有点粉条的韧劲，味道竟不错。“好吃，王师傅，你的手艺真好。”

王师傅挠挠头，笑了：“好吃您就多吃点，下次路过再给您煮。”张阿婆后来才知道，王师傅前几天推着车在南京路卖馄饨，被两个衙役拦住，说他没交“占道费”，不仅抢了半桶馄饨，还踢坏了他的煤炉，他现在只能在小巷里躲着卖，生怕再被抓。

没过多久，李大爷的腰伤还没好，又发起了高烧，咳嗽得直喘，夜里躺不下，只能靠着墙坐。张阿婆急得团团转，家里连感冒药都没有，只能用土方子——把生姜切碎了煮水，再放两颗冰糖，给老伴喝。生姜是她从菜市场捡的别人不要的姜皮，冰糖是小豆子过年时攒的，一直没舍得吃。

夜里，李大爷烧得厉害，嘴里喃喃地说“米……小豆子……别饿肚子”，张阿婆守在床边，一夜没合眼，眼泪掉在老伴的手背上。老伴醒了，拉着她的手，声音沙哑：“阿婆，别着急，我没事，明天我就去码头干活，扛两袋货就能买米了。”

张阿婆摇摇头，用力攥着老伴的手：“你好好歇着，钱的事，我再想想办法，不能再让你伤着了。”

第二天一早，张阿婆就去敲邻居的门。卖菜的张大叔听说李大爷病了，赶紧从兜里掏出五毛钱，塞到张阿婆手里：“阿婆，拿着，先给大爷买药，不够我再去跟隔壁老王借，咱们街坊，别客气。”张大叔的手粗糙，满是老茧，是常年挑担子磨的。

修鞋的刘师傅也来了，手里拿着一瓶药酒，药酒是用枸杞和白酒泡的，他自己都舍不得喝：“这是我自己泡的，治腰伤管用，你给大爷擦擦，每天擦两次，能缓解点疼。我再去药铺赊点感冒药，药铺李老板跟我熟，会给我面子。”

王师傅也送来了一碗热馄饨，还带了个热水袋：“阿婆，给大爷暖暖身子，发发汗就好了。这热水袋是我家娃的，让大爷先用着，等好了再还我。”热水袋是橡胶的，上面印着小老虎，是王师傅去年给儿子买的生日礼物。

张阿婆看着邻居们，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不停地道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要是没有你们，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李婶拍着她的手，笑着说：“阿婆，别客气，咱们都是邻居，住一条巷子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这日子虽然苦，可只要咱们团结，就一定能扛过去，总有好起来的一天。”

从那以后，张阿婆和邻居们更亲近了。张大叔每天都会送点新鲜的青菜给她，有时候是一把菠菜，有时候是两根萝卜，都是他挑剩下的最好的；刘师傅每天傍晚都会来帮李大爷擦药酒，边擦边跟李大爷聊天，说码头的新鲜事；王师傅偶尔会送碗馄饨，有时候是菜馅的，有时候是鸡蛋馅的，都是给小豆子留的。

小豆子也跟邻居家的孩子熟了，每天放学都会去张大叔家，和张大叔的孙子小石头一起玩弹珠。两个孩子在巷口的青石板上画格子，小豆子因为饿，没力气，玩一会儿就喘，小石头就会拉着他坐在台阶上，从兜里掏出块烤红薯，分给他一半。红薯是张大叔在煤炉里烤的，有点烤焦了，却甜得很，小豆子吃得满嘴都是灰，却笑得眼睛都眯了。

张阿婆把邻居们给的东西都记在心里，有次她把窖藏的萝卜干腌了，装在小坛子里，给每家都送了点。萝卜干是她晒了半个月的，咸香可口，邻居们都说好吃，张大叔还说要拿青菜跟她换。

日子一天天熬，1949年5月的一天，张阿婆正在厨房煮红薯粥，突然听见街上有人喊：“解放了！上海解放了！解放军进城了！”声音又响又亮，像炸雷一样。

张阿婆赶紧关掉煤炉，跑出家门。街上已经挤满了人，有的举着小红旗，有的互相拥抱，有的甚至放起了鞭炮，鞭炮声“噼里啪啦”，震得耳朵都嗡嗡响。解放军穿着草绿色的军装，背着枪，却很和蔼，不抢老百姓的东西，还帮着搬东西、挑水。有个解放军战士看见小豆子，从兜里掏出颗水果糖，递给孩子：“小朋友，拿着吃，甜的。”

小豆子接过糖，看了看张阿婆，张阿婆点头，他才剥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拉着张阿婆的手喊：“奶奶，糖好甜！比红薯还甜！”

张阿婆抱着小豆子，站在街头，看着解放军的队伍从面前走过，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口号，脸上带着笑容。她的眼泪掉了下来，这是喜悦的眼泪，是盼了很久的眼泪。她想起这些年的苦：饿肚子的日子，老伴疼得直哼哼的样子，小豆子渴望的眼神，还有邻居们递过来的馒头、药酒和馄饨。现在好了，解放了，再也不用怕内战了，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后来，日子渐渐好起来。纺织厂重新开了工，李大爷回厂里当机修工，工资按时发，还发了新工装，深蓝色的，料子很厚实。张阿婆去粮店买米，再也不用排队，米价稳在了一块钱一斤，她一次买了十斤，还买了点精米，说要给家里煮顿纯白米饭。

菜市场里也热闹了，新鲜的青菜、萝卜堆得像小山，豆腐、肉也随时能买到。小豆子也上了学，学校就在弄堂附近，是用以前的祠堂改的，刷了新漆。每天早上，小豆子背着新书包，书包上印着“好好学习”，蹦蹦跳跳地去学校，放学回来还会跟张阿婆说学校里的事：“奶奶，今天老师教我们认‘中国’两个字，我还得了小红花，贴在作业本上呢！”

张阿婆把老伴的旧棉袄找了出来，洗干净后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衣柜最下面。还有小豆子的旧棉袄，打了好几个补丁，袖口磨破了，她也没舍得扔。有次小豆子问：“奶奶，这些旧衣服为什么不扔啊？穿着不好看。”

张阿婆笑着，摸了摸小豆子的头，把旧棉袄拿出来，指着上面的补丁说：“这些衣服，记着咱们以前的苦日子，现在日子好了，可不能忘了以前的难。你看这个补丁，是奶奶用你爸爸的旧衣服改的，那时候你爸爸还在部队呢；这个补丁，是张大叔家的布，那时候咱们没布做衣服，张大叔送的。还要记住，在困难的时候，邻居们互相帮助的温情，那是咱们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比新衣服还珍贵。”

小豆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把旧棉袄抱在怀里：“那我要好好收着，以后给我的孩子看。”

每逢过年，邻居们都会聚在张阿婆家。张阿婆炖一锅红烧肉，肉是从菜市场买的，肥瘦相间，炖得软烂，香气飘满整个弄堂；张大叔带来新鲜的青菜，是他自己种的，绿油油的；刘师傅带来自己泡的药酒，给李大爷倒上一杯；王师傅带来刚煮的馄饨，馅料里放了足量的肉，咬一口满是汁水。大家围坐在八仙桌旁，说说笑笑，像一家人一样。

张阿婆看着眼前的热闹，心里暖暖的——这就是她盼了很久的安稳日子，有饭吃，有学上，有邻居互相帮衬，不用再怕打仗，不用再饿肚子。窗外的鞭炮声又响了起来，烟花在夜空里炸开，五颜六色的，照亮了每个人的笑脸。她举起碗，跟邻居们碰了碰：“来，咱们干杯，祝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七律·第40章

内战烽烟又起燃，沪城物价乱如绵。

阿婆买米愁钱少，学子游街呼和平。

暗塞馒头表心意，明叹日子盼安恬。

莫道此时人心散，总有温情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