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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10-19 07:2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先秦哲学观后感作文,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有深度、有见地且结构清晰:
1. "明确核心观点 (Thesis Statement):" "核心问题:" 在阅读了先秦哲学(通常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之后,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是关于人生、社会、宇宙的某个根本看法发生了变化?还是对某种思想流派特别认同或批判? "清晰表达:" 在文章开头(通常是引言或第二段)明确提出你的核心观点或总体的感受。例如:“通过学习先秦哲学,我深刻体会到其‘天人合一’思想对现代人在精神层面安顿自我的重要意义。” 或者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中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仍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引人深思。”
2. "选择合适的切入点 (Focus):" "避免泛泛而谈:" 先秦哲学内容极其丰富,不可能面面俱到。你需要选择一个或几个你感受最深、最感兴趣或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流派、思想或人物进行深入探讨。 "具体化:" 可以聚焦于某个核心概念(如“道”、“仁”、“义”、“无为”、“兼爱”、“法”)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或者比较不同流派(如
古今中外,有四个人的经济思想影响深远。《资本论》的作者,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国富论》的作者,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春秋时期微观经济的鼻祖“商圣”范蠡。宏观经济创始人先秦法家管仲。
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最好先了解他的生平,这样能从中探寻思想的轨迹。为了读懂管子,在市图书馆借阅到《管仲》传记。
管仲辅佐齐桓公推行改革,使齐国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管子》认为礼、义、廉、耻维系社会的精神支柱,其提出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揭示了道德教化以物质生活为基础,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
管仲的经济思想,他推行的以农为本、欲之于取、宏观调控、消费刺激等政策,乃至期货、储备等经济措施,初步具有了现代金融经济的雏形,至今读来仍有借鉴意义。
带着疑问读书,总会有意外的发现。感悟管仲的哲学、政治、经济思想,不免感慨于管仲的功名。人成功的因素,有其必然,也有其偶然。管仲之成功,当然,离不开鲍叔推荐与齐桓公的赏识。
“管鲍之交”这个典故足以证明。《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管仲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人,管仲之贤,而多在鲍叔能知人。
齐桓公亦是如此。齐桓公建立霸业,开始自己并不自信,至少当初没有这种想法。甚至连鲍叔也不看好他,不愿意为其傅。他自己似乎也承认,其中与管仲的一段对话耐人寻味。
他曾不好意思地对管仲谈到自己的三个缺点,其一,喜好打猎,整日在田野里奔跑,使者不能当面致意,百官无法当面汇报;其二,嗜好饮酒,经常通宵达旦;其三,好色,连姑姐都留着不嫁人。即使这样,管仲仍然,只看他是不是优柔寡断,有没有上进心。优柔寡断则无人拥护,没有上进心就成不了大事。
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北击山戎,南伐楚国,于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在鄄地盟会,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
公元前643年冬天,齐桓公卧病不起,易牙和竖刁把寿宫的门窗封死,外面筑起围墙,不许人进去。齐桓公无吃无喝,蒙衣而死,一世英雄,落得这般下场。
易牙可是一个齐桓公信任的人,一次,齐桓公问做厨子的易牙,知不知道人肉的味道,他记住了这句话,回去后把三岁的儿子宰了,做成包子给齐桓公。齐桓公不应只感受易牙的忠诚,更应隐隐感到一种可怕人性的湮灭。易牙这样一个够狠的角色,真是人心叵测啊。
管子强调“四维(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重视道德教化作用。管仲崇尚“义”,说到管子之义,在近乎完美的管仲身上,好像也留下了那么一点缺憾。至少他不及同时辅佐于公子纠的召忽,召忽烈士不事二主,为公子纠拔剑自杀殉节的义举为人赞叹。他们一个完成了德行,一个实现了功名,恐怕德行与功名也不可兼得。
历史上总有相似的人。西汉时期的陈平,以其智谋和政治才能著称,在政治和军事上有着显著的贡献。尽管他贪财且曾有过争议的行为,即使所谓成功的人,也非单纯的道德完美。
难怪明代张岱《祁止祥癖》中说,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真无气也。意思是说,人没有瑕疵不可以与他交往,因为他没有真气。人无痴亦不堪用,况世间哪有无缺点之人。
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也不要苛求人的完美,人性有人性的弱点,人有人的缺点,只不过要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就是了。
作者简介:许欣忠,山东临邑人,从事金融工作,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协会会员,多篇作品发表于期刊杂志及网络平台,著有金融文集《银海泛舟》(东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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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必合因缘二者而成。因如种子,缘如雨露。无种子,固无嘉谷;无雨露,虽有种子,嘉谷亦不能生也。先秦诸子之学,当以前此之宗教及哲学思想为其因,东周以后之社会情势为其缘。今先论古代之宗教及哲学思想。
邃初之民,必笃于教。而宗教之程度,亦自有其高下之殊。初民睹人之生死寤寐,以为躯壳之外,必别有其精神存焉。又不知人与物之别,且不知生物与无生物之别也。以为一切物皆有其精神如人,乃从而祈之,报之,厌之,逐之,是为拜物之教。八蜡之祭,迎猫迎虎,且及于坊与水庸,盖其遗迹。此时代之思想,程度甚低,影响于学术者盖少。惟其遗迹,迄今未能尽去;而其思想,亦或存于愚夫愚妇之心耳。
稍进,则为崇拜祖先。盖古代社会,抟结之范围甚隘。生活所资,惟是一族之人,互相依赖。立身之道,以及智识技艺,亦惟恃族中长老,为之牖启。故与并世之人,关系多疏,而报本追远之情转切。一切丰功伟绩,皆以传诸本族先世之酋豪。而其人遂若介乎神与人之间。以情谊论,先世之酋豪,固应保佑我;以能力论,先世之酋豪,亦必能保佑我矣。凡氏族社会,必有其所崇拜之祖先,以此。我国民尊祖之念,及其崇古之情,其根荄,实皆植于此时者也。
人类之初,仅能取天然之物以自养而已。稍进,乃能从事于农牧。农牧之世,资生之物,咸出于地,而其丰歉,则悬系于天。故天文之智识,此时大形进步;而天象之崇拜,亦随之而盛焉。自物魅进至于人鬼,更进而至于天神地祇,盖宗教演进自然之序。而封建之世,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至于庶民、奴婢,各有等级,各有职司。于是本诸社会之等差,悬拟神灵之组织,而神亦判其尊卑,分其职守焉。我国宗教之演进,大略如此。
徒有崇拜之对象,而无理论以统驭之,解释之,不足以言学问也。人者,理智之动物,初虽蒙昧,积久则渐进于开明。故宗教进步,而哲学乃随之而起。哲学家之所论,在今日,可分为两大端:曰宇宙论,曰认识论。认识论必研求稍久,乃能发生。古人之所殚心,则皆今所谓宇宙论也。
宇果有际乎?宙果有初乎?此非人之所能知也。今之哲学家,于此,已置诸不论不议之列。然此非古人所知也。万物生于宇宙之中,我亦万物之一,明乎宇宙及万物,则我之所以为我者,自无不明;而我之所以处我者,亦自无不当矣。古人之殚心于宇宙论,盖以此也。
大事不可知也,则本诸小事以为推。此思想自然之途径,亦古人所莫能外也。古之人,见人之生,必由男女之合;而鸟亦有雌雄,兽亦有牝牡也,则以为天地之生万物,亦若是则已矣。故曰:“天神引出万物,地祇提出万物”;又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也。
哲学之职,在能解释一切现象,若或可通,或不可通,则其说无以自立矣。日月之代明,水火之相克,此皆足以坚古人阴阳二元之信念者也。顾时则有四,何以释之?于是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说。日生于东而没于西,气燠于南而寒于北,于是以四时配四方。四方合中央而为五;益之以上方则为六;又益四隅于四正,则为八方;合中央于八方,则成九宫。伏羲所画八卦,初盖以为分主八方之神;其在中央者,则下行九宫之太乙也。至于虞夏之间,乃又有所谓五行之说。五行者,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盖民用最切之物,宗教家乃按其性质,而分布之于五方。思想幼稚之世,以为凡事必皆有神焉以司之,而神亦皆有人格,于是有五帝六天之说。五帝者:东方青帝灵威仰,主春生。南方赤帝赤熛怒,主夏长。西方白帝白招拒,主秋成。北方黑帝汁光纪,主冬藏。而中央黄帝含枢纽,寄王四季,不名时。以四时化育,皆须土也。昊天上帝耀魄宝,居于北辰,无所事事。盖“卑者亲事”,封建时代之思想则然;而以四时生育之功,悉归诸天神,则又农牧时代之思想也。四序代谢,则五帝亦各司其功,功成者退。故有五德终始之说。地上之事,悉由天神统治;为天神之代表者,实惟人君;而古代家族思想甚重,以人拟天,乃有感生之说。凡此,皆古代根于宗教之哲学也。
根据于宗教之哲学,虽亦自有其理,而其理究不甚圆也。思想益进,则合理之说益盛。虽非宗教所能封,而亦未敢显与宗教立异;且宗教之说,侗而不确实,本无不可附合也。于是新说与旧说,遂并合为一。思想幼稚之世,其见一物,则以为一物而已。稍进,乃知析物而求其质。于是有五行之说。此其思想,较以一物视一物者为有进矣。然物质何以分此五类,无确实之根据也。又进,乃以一切物悉为一种原质所成,而名此原质曰气。为调和旧说起见,乃谓气之凝集之疏密,为五种物质之成因。说五行之次者,所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也。既以原质之疏密,解释物之可见不可见,即可以是解释人之形体与精神。故曰:“体魄则降,知气在上”;又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也。夫如是,则恒人所谓有无,只是物之隐显;而物之隐显,只是其原质之聚散而已。故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也。既以是解释万物,亦可以是解释宇宙。故曰:“有大易,有大初,有大始,有大素。大易者,未见气也。大初者,气之始也。大始者,形之始也。大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谓之浑沌”,及“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而天地于是开辟焉。
然则此所谓气者,何以忽而凝集,忽而离散邪?此则非人所能知。人之所知者,止于其聚而散,散而聚,常动而不息而已。故说宇宙者穷于易,而《易》与《春秋》皆托始于元。易即变动不居之谓,元则人所假定为动力之始者也。《易》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又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盖谓此也。
人之思想,不能无所凭藉,有新事物至,必本诸旧有之思想,以求解释之道,而谋处置之方,势也。古代之宗教及哲学,为晚周之世人人所同具之思想。对于一切事物之解释及处置,必以是为之基,审矣。此诸子之学,所以虽各引一端,而异中有同,仍有不离其宗者在也。
注释
《礼记·郊特牲》。
所谓搜集及渔猎之世也,见第三章。
《说文解字》。
《礼记·郊特牲》。
《易·系辞传》。
《后汉书·张衡传》注引《乾凿度》郑注:太乙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谓之九宫。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乙下九宫,从坎宫始,自此而坤,而震,而巽,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乾,而兑,而艮,而离,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星,而反紫宫也。
五行见《书·洪范》,乃箕子述夏法。
《礼记·礼运》:“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饮食即指土,《洪范》所谓“土爰稼穑”也。
见《礼记·郊特牲正义》。
《白虎通义·五行》篇。
见下编第九章。
见《诗·生民》疏引《五经异义》。
《洪范正义》。
《礼记·礼运》。知与哲通,哲、晰实亦一字,故知有光明之义。
《礼记·祭义》。
《易·系辞传》。
《周易正义·八论》引《乾凿度》。《列子·天瑞》篇略同。《列子》,魏、晋人所为,盖取诸《易纬》者也。
参看下编第二章第二节。
《系辞传》。
《乾彖辞》。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亦指此动力言也。
昔在苏州讲学,尝撰《论读子之法》一篇,以示诸生。今节录一段于下,以备参考。原文曰:古代哲学,最尊崇自然力。既尊崇自然力,则只有随顺,不能抵抗。故道家最贵无为。无为非无所事事之谓,谓因任自然,不参私意云耳。然则道家所谓无为,即儒家“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之意;亦即法家绝圣弃知,专任度数之意也。自然之力,无时或息。其在儒家,则因此而得自强不息之义。道家之庄、列一派,则谓万物相刃相靡,其行如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因此而得委心任运之义焉。自然力之运行,古人以为如环无端,周而复始。其在道家,则因此而得祸福倚伏之义,故贵知白守黑,知雄守雌。其在儒家,则因此而得穷变通久之义,故致谨于治制之因革损益。其在法家,则因此而得“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之义,而商君等以之主张变法焉。万物虽殊,然既为同一原质所成,则其本自一。若干原质,凝集而成物,必有其所以然,是之谓命;自物言之则曰性。性命者物所受诸自然者也。自然力之运行,古人以为本有秩序,不相冲突。人能常守此定律,则天下可以大治。故言治贵反诸性命之情。故有反本正本之义。儒家言尽性可以尽物,道家言善养生者可以托天下,理实由此。抑春秋之义,正次王,王次春,言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而法家言形名度数,皆原于道,亦由此也。万物既出于一,则形色虽殊,原理不异。故老贵抱一,孔贵中庸。抑宇宙现象,既变动不居,则所谓真理,只有变之一字耳。执一端以为中,将不转瞬而已失其中矣。故贵抱一而戒执一,贵得中而戒执中,抱一守中,又即贵虚贵无之旨也。然则一切现象,正惟相反,然后相成,故无是非善恶之可言,而物伦可齐也。夫道家主因任自然,而法家主整齐画一,似相反矣;然其整齐画一,乃正欲使天下皆遵守自然之律,而绝去私意,则法家之旨,与道家不相背也。儒家贵仁,而法家贱之。然其言曰:“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则其所攻者,乃姑息之爱,非儒家所谓仁也。儒家重文学,而法家列之五蠹。然其言曰:“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则亦取救一时之急耳。秦有天下,遂行商君之政而不改。非法家本意也。则法家之与儒家,又不相背也。举此数端,余可类推。要之古代哲学之根本大义,仍贯通乎诸子之中。有时其言似相反者,则以其所论之事不同,史谈所谓“所从言之者异”耳。故《汉志》譬诸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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