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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10-19 07: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垃圾!垃圾!》这部作品(请注意确认具体是哪部作品,可能是电影、纪录片、展览等,这里假设是关于垃圾问题的视觉或纪实类作品)的观后感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
1. "明确作品信息与核心主题:" "作品名称:" 准确写出作品的全名《垃圾!垃圾!》。 "作品类型:" 说明它是电影、纪录片、摄影展、书籍还是其他形式。 "核心内容:" 简要概括作品主要展示了关于垃圾的哪些方面?是垃圾产生的量、垃圾处理的过程、垃圾对环境的影响、垃圾回收的挑战,还是人与垃圾的关系?抓住最触动你的核心信息。
2. "深入思考与个人感受(观后感的核心):" "最深的印象:" 作品中哪些画面、数据、故事或观点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是触目惊心的污染场景,还是令人深思的解决方案? "情绪变化:" 观看/阅读过程中,你的情绪是如何变化的?是震惊、焦虑、愤怒、悲伤,还是有所启发、感到希望? "触动点:" 作品的哪些具体内容触动了你?是某个细节、某句话、某个人物的故事,还是整体的氛围? "联系自身:" 作品中的问题与你自己的生活、
李泽厚作为八十年代思想界领军人物,对文化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带着面对问题应该如何前行的思考,李泽厚先生还有话继续要说,我们的这次访谈,也谈及了李泽厚思考与写作的方方面面。
李泽厚,哲学家,知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科罗拉多学院、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1988年当选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
八十抒怀
在家里无为而治
新京报:我们先从两个“80”聊起吧。第一个“80”,是你今年已经八十岁,有何感想?
李泽厚:我已经不能再年轻,我们这一代人都牺牲掉了。三十年或五十年,在历史上看来是一成不变的瞬间,但是人的一生有几个三五十年?我喜欢很多剧烈运动,骑马、冲浪、蹦极,可惜年轻时候没有条件。
新京报:你在美国的家中还放着骷髅?
李泽厚:是啊,我一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面对死亡。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可能我说不定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时候是开玩笑嘛,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我见到你,明天也许见不到了。
新京报:用什么心态看待死亡?
李泽厚:我曾经说过人要死的话,最好是心脏病发,没有痛苦就死掉。其实我怕的是痛,不是死。但同时我也是养生一族,人都想活,这是动物性的本能,那么就要健康地活着,快乐地活着。
新京报:说到养生,你用什么方法?
李泽厚:我曾经到同仁医院看病,遇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中医,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中医。别人都觉得老中医一定好啦,结果不行,反而是年轻的中医给我一服药就治好了。我知道现在年轻人是怎么学习中医的,他们已经不像以前那种手把手的教学,现在学中医还要学西医的一些理论。西医的治疗方法,例如B超,可以帮助诊断病情。而中医强调个体差异,讲究“异病同治、同病异治”,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是现代科学还不能够解释的。
新京报:现在打着中医和养生的旗号行骗的人很多,比如张悟本。
李泽厚:那不是真正的中医,所以方舟子打假很有力,指名道姓,有根有据,毫不客气。但是方舟子讲取缔中医,那是绝对错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外国人都不相信针灸,认为不科学,现在美国医生也在搞针灸,因为确实有效。按照现代科学,人体的经络系统确实找不到,无法证实,这是因为现代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解释中医的地步。
我在一篇文章中讲,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就相当于西方的辨证逻辑,都是一种概括性的对事物的认识。希腊人放血治病,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近代科学跟希腊一些理论是有关系的,其来有自,但近代科学主要从培根以后,讲究实验,追求普遍性,不管什么人,得了同一种病都吃同一种药,这就绝对化了。所以我讲“西体中用”,因人而异。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财富?
李泽厚:我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不会追求奢侈、穿名牌。有些人穿名牌衣服,住最高级的旅馆,开最好的车,也许是需要显示自己的实力。我是做学问的人,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前几天我看到商店里有60万元一块的手表,60万戴在手上多不舒服?现在就是人为物驭,你买一个物,反而做了物的奴隶。
新京报:谈谈你的夫人和儿子吧。
李泽厚:我马上要金婚,哈哈,能不能活到金婚还不知道。我们是1963年结婚的。在家里,我向来尊重太太,比如我们结婚十年才生小孩,就是她坚决不愿意早生。小时候她生活条件不好,带小孩有点怕,我就完全听她的。本来我希望有两个孩子,她坚决不要,我也只好放弃。哈哈,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儿子学计算机,根本不看我的书,连《美的历程》他都没看过,说没兴趣。我也尊重他,从来不要求他看。在家里,我就是无为而治。
八十年代
思想家要有学问积累
新京报:继续聊第二个“80”——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思想解放,出现“美学热”。今天再回望八十年代的时代氛围,你有怎样的感触?
李泽厚:做学术研究,我主张首先做小题目。八十年代我带过一个学生,他的毕业论文是《论艺术》,我看了大为生气,对他说,你还不如写个《论宇宙》好了。他听我说这一句话就知道,我把他整个论文都否定掉了。
当时也有人说我:“你要别人做小题目,你自己怎么老做大题目?”哈哈,我也是先从小题目做起的。五十年代我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1955年发表文章,我是从1952年就开始研究,这三年间材料积累相当多。那时候我都是看原始材料,线装书。要做卡片都没有钱买,就拿一张非常薄的纸,非常便宜,抄下来以后把它分类,剪开以后再贴到一个破报纸上。
新京报:当年做学问的物质条件确实很艰苦。
李泽厚:那时候借书也很不方便,我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每个学生只能借五本书。我就想办法,借了一个老师的借书证,就是任继愈先生。因为图书馆规定老师可以借三十本,我用任先生的借书证,每次弄一大堆书出来,要一个大袋子,分两趟背回宿舍里。
当时我有肺病,学校把我们得病的学生隔离在一栋楼里,两个人一间宿舍。楼顶层还有一些没人住的房间,为什么没人住?因为有个斜下来的大屋顶,靠墙这边很矮,蹲下去都没有空间,窗户很小,白天也要开灯。我发现了这种房间,就破门而入!在那里一个人看书,谁也不来往,抄了很多最原始的资料。我一直强调要重视资料,这都是硬功夫、苦功夫。
新京报:你还讲过,八十年代以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
李泽厚:现在好像连学问家都没多少了。八十年代之前当然思想家难做,我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是通过康德。比如我有一批手稿带到美国去,其中讲康德的这本书是什么意思?人家都以为我在讲康德,其实我在讲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个内涵,很多人到现在都没看出来。
学界批判
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是好事
新京报:你对当下的学界,包括大学,提出过很多批评意见。
李泽厚:是的,我讲对于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建象牙之塔”,恢复大学精神。比如北大把金庸、成龙都聘为客座教授,教授治校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荒唐事情?
新京报:这种乱局的责任在于谁?
李泽厚:首先是大学校长要负责,校长不懂什么叫学术吗?国家定那么多项目,投入很多钱,大家就是在分这些钱。你看现在书籍的装帧都非常精美,但是里面没有学问,只有垃圾。学者们忙着上电视,忙着开各种会,哪有时间做学问?
新京报:你对《百家讲坛》这类面向大众的文化普及节目怎么看?
李泽厚:一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我认为是好事。当年搞“文化热”的时候,有人就说中国出现这么多问题,责任在传统文化,在国民性。我当时就反对这个意见,我觉得文化没那么大责任。如果一律简单地归罪于文化,那真正应该负责的人不就逃脱罪责了吗?这个看法当时没有人接受,我被骂得一塌糊涂。现在的问题也是这样,责任不在于这些文化传播者,而在于大环境的变化。
新京报:批评声音也很多,你会在意吗?
李泽厚:别人对我怎么评价都可以,讲出理由就行。我几十年都是这样子,一视同仁,众生平等。比如我的学生都知道,在我这里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不过当代学人的心态有问题,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互相攻击。有人是老师不出面,指使学生去发表文章,这就太可笑了。
理论交锋
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
新京报:看来你与自由派和“新左派”都有理念上的分歧?
李泽厚:1999年我在《己卯五说》里面有篇文章,讲到我跟自由派、新左派的区别,现在十年过去了,有必要进一步引申。我也讲过“情本体”,这是“中用”,但现在觉得还不是“情”的问题,而是理性不足。但我也不同意自由派提出的“天赋人权”。
新京报:为什么不同意“天赋人权”呢?
李泽厚:其实没有什么天赋人权,西方也没有。古希腊奴隶社会,奴隶被认为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便杀掉,哪有什么人权?“天赋人权”恰恰是近代人想出来的概念。
新京报:那么你怎么看新左派的观点?
李泽厚:我和新左派相同的地方在于,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现代化不是美国化。但是这十年来,我和新左派的距离拉大了,为什么呢?他们讲的东西就是照搬西方的后殖民、后现代。我所讲的走中国道路,恰恰不是这种。
目前的情况就是,新左派搞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绝对价值,每种文化都有道理,所以裹脚也是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好的——我反对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采写| 武云溥
编辑|涂志刚;走走
导语校对|卢茜
正文校对|赵琳
那年读《平凡的世界》。在读到孙少平被《白轮船》感动得泪眼模糊时,就想找时间好好读一下此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故事发生在吉尔吉斯坦的伊塞克湖边,那个地方我曾两次去作短期地质工作。这更激起了我强列的阅读欲望。
书购回来后,只读了几页。因诸事缠身就放床头呆着,直到去年12月31日和今年1月1日才静下心用两天时间,在徐堰河绿道边的湿地晒太阳时读完此书。
掩卷后,我躺在草地上,暖阳晒得我昏昏俗睡。不知不觉思绪就乘上阳光快车到了伊塞克湖边。
乘上阳光快车去吉国伊塞克湖
作者(左一)与同事在比什凯克
作者在比什凯克胜利广场
伊塞克湖畔村庄里可爱的儿童放学回家跑上
美丽的伊塞克湖
美丽的伊塞克湖
作者在伊塞克湖边
伊塞克湖里的鱼干
伊塞克湖畔超大金矿库姆托尔特金矿,储量在316吨以上,年产黄金15余吨
库尔托克岩金矿山不远处的砂金矿床
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呀!但在梦幻般美丽的地方,小说用童话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七岁小男孩,因心中美梦破灭,看不到人生希望而选择自杀的一个悲剧故事。
我也像孙少平一样泪眼模糊起来。待心绪平静后,翻身坐起在书页最后一页空白处写下一段粗糙的文字:“好沉重的一本书!!!一个7岁小男孩的自杀,预示21年后庞大的苏联帝国将会死亡……这是为什么?我国现在面临同样严峻的危机,但愿我亲爱的祖国能平安渡过此生死难关!2025年1月1日,本人于新民场净菊湿地。”
徐堰河绿道草地上晒太阳读《白轮船》
读完《白轮船》在空白页处写的一段粗糙文字
徐堰河绿道健身器材上读《白轮船》
后来一直想写一篇满意的读后感,可因话题沉重自己能力无法驾驭,想偷懒找了几次DeepSeek -R1-360高速专线、DeepSeek -R1﹣满血版以及豆包( Doubao - Pro -32k)帮忙写。结果全是人云亦云的网上东摘西抄的垃圾文字。故而写读后感的事情作罢。但到5月9日,在俄罗斯红场举行的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展现出目前我国强大国力时,我又思谋起写《白轮船》的读后感了。
《白轮船》是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写的一本中篇小说,字数不到12万,发表于1970年,是作家的巅峰之作。这是本讲述吉尔吉斯伊塞克湖畔林区里一个七岁小男孩悲剧性故事的书。通过孩子纯真的视角深刻揭示了当时苏联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权力极度腐败、社会制度严重不公平、底层人民生活毫无保障、人生根本看不到希望等。小说179页一段阿洛斯古尔(只管有两个临聘工人的小的不能再小的护林所长,有正式编制。权力的代表,也是腐败分子和坏人的代表)与莫蒙(护林所临聘工人,阿洛斯古尔的岳父,小男孩的外公。心地善良、勤劳本份。好人的代表,也是底层人民的代表)的心理描写就入木三分地提示了当时苏联权力极度腐败的社会问题。
阿洛斯古尔刻薄地暗笑着,"爬来了,跪在我的脚下了。唉,可惜我没有更大的权力,否则比他好得多的人我也能使他们绝对服从。比他好得多的人我也能叫他们在地上爬。哪怕是给我一个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吧,我一定好好地管起来。他们把人都惯坏了,还要抱怨,说什么对农庄主席不尊重,对农场场长不尊重……现在一个起码的牧羊人,也竟敢平起平坐地同领导说话了,这种领导都是些不配当权的傻瓜!难道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吗?从前不是有过这样的时代吗?人头纷纷落地,却没有人敢吭一声。相反,人们更敬爱你,歌颂得更多。这才对啊!可现在怎么样?连最无用人中的最无用的也忽然敢顶撞起来。好吧,你就给我爬吧,爬吧!"阿洛斯古尔幸灾乐祸地偶尔向莫蒙老头那边望一眼。老头正涉着冰冷的水,伛偻着身子,和谢大赫玛脱(另一个临聘工人)一起拖着钢索。老头由于阿洛斯古尔看起来已经饶了他而感到放心。"你原谅我老头子吧,原谅昨天发生的事吧,"他心里对阿洛斯古尔说,"昨天我实在忍不住,才骑上马到外孙的学校去。他孤零零地一个人,使人不能不怜惜他。而今天他没有去上学,不知为什么生病了。忘了吧,原谅我吧,你和我又不是外人……
还有下面的几段对话也揭示了苏联社会制度的极度不公平。
当莫蒙指责阿洛斯古尔“不尊重人”时,他傲慢地:“象你这样的老头子早该在炉灶旁边躺着,用炉灰来烤屁股了。可你,好歹总是领到工钱。你的工钱从哪里来的?还不是靠我!你还要什么样的尊重。”(第50页)莫蒙的老伴也点拨他:“要知道你是掌握在他的手里。你的工资就从他那里来……而没有了工资你算是什么人?”“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工资,他就不是人了,他什么也不是。”(第95页)就这样,人的价值现在被毫不容情地换算成货币。从而使现在比过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凭借这种优越地位,阿洛斯古尔一声解雇令就使莫蒙向代表自己心灵深处崇高信仰的鹿母开枪。
恶人当道的苏联社会,底层人民被权力所逼亲手杀死自己心中崇高的信仰。未来就这样死了。苏联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离死亡就不远了。
21年后,苏联收到《白轮船》这本死刑判决书,并被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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