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轻松搞定《恩格斯传 读后感》的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10-31 10:2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恩格斯传》的读后感作文，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事项，以确保文章有深度、有思考、结构清晰：
1. "明确核心感受与观点 (Thesis Statement):" "首要任务:" 在动笔前，想清楚你读这本书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你对恩格斯的人生、思想、品格或历史贡献有何核心的看法？ "具体化:" 是被他的坚韧不拔所感动？是他的理论洞察力所折服？是他的革命热情所激励？还是对其个人生活与事业的平衡感到思考？将这个核心感受或观点提炼成一句清晰、有力的中心论点，作为你整篇文章的灵魂。
2. "深入理解恩格斯及其时代 (Background Knowledge):" "背景关联:" 恩格斯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生活在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社会主义思潮涌动的时代。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矛盾、思想论战（如与蒲鲁东、杜林等的论战）等，有助于你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发展和人生选择。 "内容掌握:" 仔细阅读传记的各个章节，不仅要知道恩格斯做了什么（生平事迹），更要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动机、思考），以及他产生了哪些影响（历史作用）。关注书中的关键事件、重要著作、重要关系（如与马克思的合作）。
3. "选择恰当

顾海良教授新著《永远的恩格斯》：恩格斯诸多重要思想，以前可能忽略了｜读+

人物简介：顾海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首席专家。

填补恩格斯思想传记研究空白

去年11月份，顾海良有了写书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计划；仅仅一年，《永远的恩格斯》问世。

（图为《永远的恩格斯》 顾海良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此书历时一年就出版，着实让顾教授的夫人张雷声教授吃惊。

“顾老师有国家教材局的事，北大的事，又是科研项目，又是上课。”张雷声笑称顾老师“几乎都交给北大了”。

“那天他把书拿回家，递给我说书出版了。我一看，50万字，部头不小，比之前预计的多了10万字。但仔细一想，这么快也在情理之中，首先是疫情特殊的时段成全了他写作。”张老师透露，顾老师非常勤奋，疫情期间，每天伏案工作都有十多小时。对此她表示理解。如此全力以赴，8个多月推出该书，出版社3个月完成了出版“接力”。

虽然出书只花了一年，背后却酝酿了15年。

15年前，顾海良时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2005年是恩格斯逝世110周年，武汉大学和中央编译局联合召开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国际研讨会，顾海良作为主办方作闭幕词，就是以“永远的恩格斯”为题的。

“一晃15年过去，整个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传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真正地进入了21世纪。从这个节点上来纪念恩格斯，意义非常重大。”顾海良从去年开始思考如何纪念恩格斯，最初是想针对学界一些观点写文章。针对国外学者研究恩格斯晚年思想，写了个7万字的稿子；又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思潮，写了个五六万字的稿子。

但顾海良放弃了。在进一步研究和感悟恩格斯思想中，他发现，一两篇文章讲不清这里面的问题。

于是今年3月，顾海良第三次重起炉灶，开始写书，决定对恩格斯思想做一个系统梳理，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完整的恩格斯形象，真正理解恩格斯思想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学者，他想在对恩格斯思想、精神和风范的重新理解中，展开与国外学界研究的对话。

《永远的恩格斯》史论结合，将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合为一体，在国内十分少见。这本书也填补了近年来恩格斯思想传记研究的空白。

有力回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

此书一出，激起学界专家学者热议。

在北京大学“恩格斯思想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多位与会专家高度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多少年来，国内国外理论界流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革命”“恩格斯晚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等种种误解。学者们对此进行了集中批驳。

中央编译局原常务副局长顾锦屏指出，今天我们对恩格斯最好的纪念，就是全面、系统地阐述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和理论创新，要阐明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要凸显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理论拓新，有力回应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论”等论调，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中宣部理论局原副局长、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磊表示，这些诋毁、污名化思潮，往往以“学者”或“理论研究”的面目出现。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以来就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诋毁和谩骂，“今天仍然如此，对这些攻击和误解给予批驳和澄清，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担当的责任”。

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表示，恩格斯问题是西方学者的“热门”话题。“对那些武断地认为《共产党宣言》‘过时’和《资本论》‘过时’的论调，马克思主义者要有责任感，《永远的恩格斯》对‘过时’论作出了有力回击。”有人甚至断言《资本论》三卷并不真正存在。“这是一种活脱脱、非常丑陋的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形象。” 北京大学哲学院教授王东赞扬“这本书在国际争论问题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好声音”。

如何评价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研究的重要课题。《永远的恩格斯》开宗明义定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北京大学马克思学院教授孙来斌指出，现在危险的是对恩格斯估计过低，而不是对他估计过高。

【访谈】>>>

202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在这一时间节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顾海良推出了新作《永远的恩格斯》，以此纪念恩格斯的光辉思想。

针对国内外流行的有关恩格斯的地位、恩格斯思想的认识误区，更为了助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顾海良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日前，在北京大学召开新书发布会时，顾海良接受了长江日报读+采访。

《资本论》没有署上恩格斯的名字 但恩格斯是名副其实的“合著者”

读+：这本书为何越写越厚，比约定的多了10万字？

顾海良：对恩格斯，我研究了好多年，但是写这本书时，却发现很多理论问题值得再深入。

比如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确实在《德法年鉴》中各自发表了两篇文章，表明他们初步实现了两个思想转变，中国学术界也都这么认为。但在写书时，我重新研究了青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的思想转变，发现除了收入《德法年鉴》的那篇《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外，恩格斯接着还写了《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两篇文章。本来，恩格斯打算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但《德法年鉴》停刊了，马克思就推荐给《前进报》发表了。

这两篇文章我们很少谈到，但是这两篇文章却是恩格斯思想转变的重要过程。更重要的是，恩格斯对科学与工业革命关系的解读、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解，特别是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系的基本思想，架起了恩格斯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这对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也对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研究意义重大，但我们以前研究不够。

还有，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在写《伦敦笔记》时同恩格斯共同讨论的关于货币、地租和经济危机三大理论，尽管散见于他们的书信中，但意义也非常重大，这些深入的理论探讨，历史地映现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

现在新的资料中可以看到，恩格斯对《资本论》三卷的创作，特别是《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辑出版，同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曾经向恩格斯提议，他们应该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的合著者而共同署名。

读+：学界对恩格斯晚年研究得多，过去的研究也有遗漏吗？

顾海良：恩格斯晚年，我们自己以为研究得比较深入了，但实际上还不完全是这样的。

比如前几年流行的一个“怪论”，断言19世纪50年代初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与“革命”告别。现在我们注意到，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精心编辑署名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强调他们在50年代初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恩格斯在为这本书写的《导言》中，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思想作了严厉批评，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思想。《永远的恩格斯》认为，任何试图在《导言》中“发现”恩格斯晚年放弃革命原则和革命策略的说法，是极其荒谬的。“《导言》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新的阐释，是恩格斯对其一生经历的无产阶级革命过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

研究中，我看到恩格斯诸多重要思想，我们以前可能忽略了。

碎片化的思想“嫁接” 杜撰了种种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读+：为何你开宗明义给恩格斯定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共同创立”包涵着什么样的意蕴？

顾海良：这是我们现在纪念恩格斯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1842年，恩格斯22岁，马克思24岁，他们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的双方似乎是“冷淡”的，见面以后就分手了。分别后的两年内，两个人的思想各自发生根本性转变。

两年后的那个夏天，恩格斯拜访了在巴黎的马克思，他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还树立了一个共同的理论观点——“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从那时起他们就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终身的战友，开始了共同的工作。

虽说他们这一生还有更多的合作，但《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这四项有代表性的合作成果充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

这是理解恩格斯思想、理解马克思主义非常关键的问题。

读+：他们多年的合作和友谊中，有无细节也说明这一点？

顾海良：细节有很多，举几个例子。《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即将出版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同他一起署名。出版前，马克思多次向恩格斯表达他的感激之情，还给恩格斯写信，信中是这样说的：“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主要是为了我才把你的卓越才能浪费在经商上面，使之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苦恼。”过了几个月，马克思再次提起：“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繁重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事实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马克思逝世后，《资本论》这三卷的繁重的工作完全由恩格斯接续完成。恩格斯在他一生的最后12年，花费了极大心血，完成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离世两年后，恩格斯还深情追忆，说“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是怎么产生的？

顾海良：我仔细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的基本倾向，实际上有三个主要的说法，一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凝固化，把恩格斯青年、中年和晚年的思想割裂开来，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把马克思青年思想当作他思想的最高峰，而把后面的思想看作马克思思想的“衰退”，把恩格斯和马克思后来的不断发展的思想，都看作是“反对”青年马克思的，由此杜撰了所谓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立论”，甚至把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思想对立起来，杜撰了所谓马克思和马克思“对立论”。

二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他们的思想发展是“断裂的”，认为“断裂”也造成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思想的“分裂”乃至“对立”。

三是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片断，没有作出前后相连贯的理解，更没有作出与时俱进的思想内涵的理解，抹杀了他们的思想过程、思想内涵和本质、思想精髓的内在统一性。在对这些被片断化的、碎片化的思想的胡乱“嫁接”中，杜撰了种种“对立论”的“神话”。

恩格斯在甲午战争爆发时曾预言：“它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

读+：恩格斯留下的著述中，有大量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论述。为什么他在180年前，会关注到遥远的中国？

顾海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恩格斯青年时代，中国问题依然是德国学术界的重要话题。青年恩格斯对中国古代文明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鸦片战争之后，恩格斯更为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发展问题。

恩格斯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845年。这年2月，青年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提到英国通过国际贸易和战争手段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问题。在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诸多论述中有对中国从19世纪40年代初至90年代上半期长达半个世纪的国事国运变迁的关注，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本质的深刻揭露，有对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高度评价和对中华文明的由衷赞赏，也有对急剧变动中的中国社会前途的深切关注。

恩格斯在其一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对中国的关注，时而集中、时而分散，但贯穿其中主题，主要是对华贸易、对华战争、中国革命以及中华文明等问题还是十分清晰的。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在这场战争刚爆发时，恩格斯在1894年9月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提到：“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同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到：“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地但却是逐渐地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因而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

读+：恩格斯有诸多对未来社会的预言，这是否能看成他很超前？

顾海良：说他“超前”也可以，说他没有“超前”也可以。他对未来社会只是作出“预测”；即使是这种“预测”，恩格斯也从来不对未来社会的具体状况作出具体的描述。

恩格斯晚年一直强调：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在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中，他更是强调：“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

（记者秦孟婷）

【编辑：张靖】

马克思主义思想一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书信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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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思想一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书信有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书信选编虽然放在文集的最后一卷，但却是一部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它深刻再现了马克思如何发现、研究和解决问题以及问题讨论的过程。尝试从时间维度探讨三个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与批判建构理论时对谢林的批判与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关注、从批判施蒂纳到对蒲鲁东哲学的反思。通过书信文本的阅读和梳理，描摹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大致轮廓。

马克思恩格斯编年式的书信中记录了马克思思想的转变历程，书信中马克思多次与阿尔诺德・卢格、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恩格斯、蒲鲁东、安年科夫、拉萨尔等交流讨论。他的讨论涉及到哲学、历史人物、政治经济学甚至文学，如《1859年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马克思评价判断标准的转变是我们阅读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编所不能忽略的，书信中的批判与阐发是最终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本和思想资源，也可以从中看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转变历程。正如张兵先生所言，马克思的手稿和“有关理论研究的各类学术性书信”是“马克思理论创造的原始地平和“自己弄懂问题、建构新理论的思想实验室”。书信尤其是理论研究的学术类书信隐含着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轨迹，甚至不失为一部简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从《1842年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德累斯顿)的书信》到1882年11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伦敦)的书信》，如同一部编年史，记录了马克思的思想从萌芽、发展再到成熟的过程。其中涉及问题领域非常宽广，包括历史理论、政治经济学等等。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三个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与批判、建构理论时对谢林的批判与对费尔巴哈学的关注、从批判施蒂纳到对蒲鲁东哲学的反思，可以说是用哲学的眼光在看历史与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思想成熟之后又去研究历史理论和经济学，无疑会产生很多新的看法与思想。例如1879年7月29日马克思致卡洛・卡菲埃罗(那不勒斯)》中明确强调“…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明确了政治经济学与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

一、书信语境中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脉络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之间的关系一直引人关注，但如果我们细读文献，就可以理解他们的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以及他们思想之间的碰撞，而不是简单地将有人本主义色彩的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思想简单地二元对立起来。具有学术色彩的书信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它们再现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其中甚至包括了很多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珍贵的学术探讨，如1858年3月期间马克思与恩格斯往来多封书信中对经济问题进行了探讨。而马克思自身思想的发展也离不开相互探讨问题，因此本文尝试通过书信从时间维度勾勒出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

(一)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与批判的哲学 在(1842年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中，马克思明确提到宗教与政治状况之间的关系这与《论犹太人问题》交相印证。在1843年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对当时的普鲁士政府的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并在1843年9月于克罗伊茨纳赫的书信中明确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且批判了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同时反驳了如傳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提到“首先是宗教，其次是政治，二者是目前德国主要关注的对象。”对二者的关系如何看待，马克思在书信中说得十分明白:“正如宗教是人类的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的实际斗争的目录。

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与批判的精神可以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底色，这一点在马克思早期书信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对现实生活与理论生活的关系与本质，可以从马克思对待现实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中看出他的倾向，即“现实性”。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王权、行政权、立法权分为“三种实体性的差别”，区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发了市民社会的主观自由如何与法、国家的实体性结合为现实的国家，并通过议会、公共舆论等中介使得主观自由能够不断上升到国家的实体性，使单个人的自我意识“获得了自己的实体性的自由”。可以说黑格尔在理论上无疑完满地解决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也贯彻了近代国家的主观自由原则。但是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当理论无法解决物质利益问题时，黑格尔的理论自然瓦解了。

(二)对谢林的批判与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关注 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信中肯定了费尔巴哈对谢林的批判。1844年马克思又提到《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表明在这一阶段马克思的确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此刻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评价极高，甚至用费尔巴哈的思想批判布鲁诺・威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也得到了他极高的评价。可见此刻的马克思还未完全梳理和融通当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称费尔巴哈的两部著作“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并且将费尔巴哈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批判工具。尽管他在评论鲍威尔的《文学报》时隐微透露出了二者的不同:“因此，对批判家来说，滔天的罪行就是具有情感或情欲，批判家应该是善于冷嘲和凛若冰霜的哲人。＂此处隐含着两重逻辑，一是当时的费尔巴哈与鲍威尔哲学之间的差异;二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分歧。可以说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埋下了伏笔，引出了“客体或直观形式的人”和“主体感性实践的人”的矛盾。

费尔巴哈对谢林哲学的扬弃，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扬弃，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但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充满了辨析与反复。同样也只有将当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梳理清晰，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真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三)从批判施蒂纳到对蒲鲁东哲学的反思在1844年11月19日巴门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书信中，提到了施蒂纳哲学的作用，恩格斯说“施蒂纳摈弃费尔巴哈的＇人’，摈弃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是正确的。”由此可见，在扬弃费尔巴哈哲学的过程中，施纳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打破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而给人以定的启发。马克思在1844年末的这种判断，无疑使得1845年春天“新世界观”的形成水到渠成。而《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中则写道“……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一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相印证。由此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站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脚跟，在这封书信中既破除蒲鲁东的哲学又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可以说这份书信是《哲学的贫困》的先声。

从1844年底到1846年底，从对施蒂纳的批判到反思费尔巴哈，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当时思想的全面梳理与总结。可以说在当时的思想界，马克思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开始运用自己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了。

书信语境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书信中，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理论无疑是两个最重要的内容。《1858年11月12日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柏林)》中高度肯定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由此可以印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更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科学分析，蕴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与世界观，书信中大量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反复讨论值得我们重视。书信中的另一个重点内容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尤其是恩格斯晚年的书信，内涵十分丰富。

书信中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很早就开始了研究，不过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中的书信来看，1851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年份。因为从这年开始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大量增加。《1851年马克思致恩格斯(曼彻斯特)的》中开始讨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直到大家都关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问世，可以说它们并不是凭空产生的。翻开1851年之后的书信，历史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等各种问题交相杂。不过正如1858年11月12日马克思致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所说“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此外《1873年5月31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伦敦)》中还写道”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由此可见，尝试用数学方式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数学化和科学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取向之书信中的政治经济学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鲜明而简练，如1879年7月29日马克思致卡洛・卡菲埃罗(那不勒斯)的信中明确指出“更多地强调《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书信中往往贯穿着很多问题意识，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对某个问题的互相交流探讨。例如《1858年3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曼彻斯特)》中，马克思就对拜比吉的“机器设备更新的平均时间”产生了疑问并询问恩格斯，而恩格斯则于3月4日给于了肯定的答复并说明了“机器设备的费用补偿”问题。3月5日马克思又回信讨论应当把“把资本的利息计算进去”，并找到了《工厂委员会的第1号报告》作为例证。对一个问题反复讨论直至弄明白其中真正的原因，从实际材料出发，可以说这是对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诠释，也充分说明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政治经济学是怎么来的，以及它为什么会是科学且应不断发展。

(二)书信中对历史发展理论的丰富

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理论能否成为一门科学?《1853年6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曼彻斯特)》谈到了贝尔尼埃，马克思总结道“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1除了考察东方社会，《1855年3月8日马克思致恩格斯(曼彻斯特)》中，马克思提到他又研究了“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古)罗马史”。甚至在《1869年12月10日马克思致恩格斯(曼彻斯特)》中马克思强调他需要戴维斯书中的“有关公有制的部分”由此可见，马克思一直极为关注历史理论并读了大量实证性的著作。其中公有制问题既涉及到历史理论又包含对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思考。书信的阅读无疑可以使我们对马克思如何得出自己的结论有了更深的体会，即通过阅读什么书和什么方式得出了怎样的结论。“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也只有知道过去和现在的不同，才能知往鉴今。

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于伦敦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柏林)》中提出“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并且精彩论述了意识形态的相关内容，并且强调了“形式方面”。可以看出，恩格斯晚年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使之更趋于完善。《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布雷斯劳))(6中更是大篇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并对“经济关系”下了定义，论述十分精彩，阐发了历史理论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1894年3月6日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勒佩勒)》中提出“我们可以利用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措施!＂m即可以利用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日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并非教条而是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去实现社会主义。与此同时，《1895年3月8日恩格斯致理查・费含(柏林)》中强调了“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可见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阐发的辩证性值得关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信并非如今天这样发达，人们通过书信来交流信息和思想，在今天的研究看来无疑是研究马克思思想史及其转变的原始而深刻的材料。通过书信的阅读我们往往才能理解当时的人为何而探讨以及探讨的内容。读了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我们就不难理解《哲学的贫困》，因为书信中讨论了蒲鲁东的著作《贫困的哲学》。阅读更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走进作者，例如在《1882年一月2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伦敦)》中马克思提到一数学微分方法，《1881年8月18日恩格斯致马克思(伦敦)》中恩格斯也探讨了数学问题，从中可以看出二人广泛的阅读兴趣。《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汉诺威)》则提到了“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可以说书信的内容庞杂，但也为我们更真实和多角度地接近作者的思想提供了机会，其中的很多思想火花在今天看来都有着极大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