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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11-01 07:59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民本思想局限性”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事项：
1. "明确核心观点 (Thesis Statement):" 在文章开头（通常是引言或第二段）就清晰地提出你的核心论点。这个论点应该明确指出民本思想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确实存在局限性。例如：“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核，强调以民为本、爱民如子，对古代社会的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由于其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的局限，民本思想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彻底实现其理想，甚至在特定条件下会暴露出明显的不足。”
2. "深入理解“民本思想”：" 在论述局限性之前，要对民本思想有一个清晰、准确的界定。简要回顾其历史渊源（如先秦儒家、道家等思想家）、核心内涵（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爱民”、“重民”等）及其历史积极作用（如约束君主权力、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等）。 理解其历史进步性，有助于更客观、辩证地分析其局限性，避免全盘否定。
3. "精准提炼“局限性”：" 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需要具体、深入地分析民本思想的局限性所在。常见的局限性可以包括：

如何评价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萌生于商周，发展、形成于春秋战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一系列从历史兴衰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和有关民本思想的理性认识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阐释，不断丰富、完善，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治国理政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萌生于商周时期。那时，贫民暴动，尤其是武王伐纣的成功，让人们认识到民众的地位和力量。先秦典籍《尚书》中出现了“重我民”的思想。一般认为，《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民本一词的最初来源，由此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达。

民本思想一经产生，就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界激起了共鸣，《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还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此后，历代都有思想家对这一理念进行阐发，如西汉贾谊在其《新书·大政上》中强调国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民本思想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其核心观念是顺应民心。自商周以来，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民心便是天命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在总结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历史时说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将得民心看作得天下的关键。

自古以来，我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意识到，民心向背是国家兴亡、盛衰治乱的重要因素，只有遵从人民的意愿，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在君民关系上，民本思想体现为“民为贵”的观念。

先秦思想家孟子提出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思想，荀子则提出了著名的君民舟水之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使得民本思想再次受到关注。唐太宗君臣总结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至理名言。

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倡导“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同书中《原臣》篇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在国家治理观念上，民本思想体现的是为政以德。

商王盘庚曾提出“施实德于民”，周公提出“敬德保民”。《尚书·尧典》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论语·为政》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以德要求君主施政以仁，凝聚民心，以达到国家安定、人民安乐的目的。

在国家治理实践上，民本思想体现为重视民生。

民生联系民心，民心则关乎国运，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固本安民、养民、恤民、惠民、利民、富民等民生政策在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荀子·富国》主张君主对民众应当“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也”。

宋代思想家程颐以顺民心、厚民生、安而不扰为为政之本，提出养民之道在于爱惜民力。清代黄宗羲的经济思想也以富民为宗旨，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中倡导“切于民用”的“工商皆本”，认为赋税一代比一代重，“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为仇也”，提出“授田于民”，轻徭薄赋，“遂民之生，使其繁庶”等一系列政治主张。

经由数千年历史的洗礼，民本思想在历代王朝兴衰中不断发展、完善，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态。

民本思想是中华文化思想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我国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以丰富的内涵，在我国历代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确认识民本思想的价值和局限，才能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肯定了“民”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民本思想产生于夏商仰尊天命，“事鬼敬神”“率民以事神”观念的转变过程中。《左传》引虢国史官史嚚的话：“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种“重人轻神”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在自然和社会生产中的价值。

“民为邦本”是民本思想的核心，民被看作是国家政治之本，“民”的地位和作用也被提高到维系国家安危的高度。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君权。为保持社会政治清明和正常运转，统治者要把民众的意愿、利益作为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在古代，民本思想在统治机制的调节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勤政爱民，“使民以时”；为官者要节用爱人，体察百姓疾苦。在民本思想影响下，统治者重民恤民裕民，推行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维护政治体制的秩序。

比如历史上的盛世，有许多共同特征。一般而言，盛世都是大乱之后，王朝新一代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适时修正前朝治国理政思路，顺应民心，推行利民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最终实现盛世的目标。由此可见，民本思想是实现盛世的重要理论基础。

当然，传统的民本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

比如缺乏制度的保障。传统民本思想的推行多是依赖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品行，由明君贤臣、清官廉吏来倡导和推行这些民本政策，缺乏应有的制度和法律的保障。

再比如，民本思想服务于统治君主的立场。传统民本思想产生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是为了“邦宁”，孟子的“民贵君轻”也是为了“保民而王”。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本思想往往被当作统治的工具，统治者的“重民”实为治民之术。

民本思想主张“民为邦本”“立君为民”，但民居于社会下层，又被称为庶民、黎民、草民，处于与君相对的被统治地位，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统治者充其量是赐民恩惠，“君为政本”“君为民主”才是最终目的。这使得民本思想在推行的过程中，实际由民本变成了君本，民众只能在求取温饱的底线愿景中苦苦挣扎，终究无法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是王朝的周期性兴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个问题，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

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过人民的监督，跳出“历史周期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和践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为本”的思想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恩赐”惠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使传统民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进一步的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被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加以阐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包括如下三层含义。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这些引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频频出现。他始终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就是江山”，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坚持群众路线。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将是否坚持群众路线上升到是否遵循历史规律的高度。他指出，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他还提出了我们党遵循群众路线的四个方面：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 “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我们要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反对、喜悦和不满以及承诺和不赞成视为衡量各项工作得失的基本标准。

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70年来，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不断提升，人民是建设者，更是受益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共产党人的终身追求和奋斗目标。

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要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基于这一崇高的使命担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拓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将党的事业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

作者：杨艳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11期，原标题“治乱兴废事 万民忧乐间”

责编：金蕾蕾

版式：山中石

“重民爱民”、“富民足民”：张栻的民本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四川锦竹人，南宋著名学者。其父张浚曾任丞相，为抗金名将。张栻以父荫补右承郎，先后知严州、袁州、静江、江陵诸州府，绍兴三十一年（1167年）于碧泉书院从胡宏受业，为湖湘学派主要传人，曾创建善化城南书院，主持岳麓书院，并先后在宁乡道山、衡山南轩、湘潭碧泉等书院聚徒讲学，声名极一时之盛，和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被陈亮盛誉为“一世学者宗师”。

　　张栻的民本思想主张

　　（一）“保民”与“念民”

　　张栻在儒家先贤的基础上提出了“保民”“念民”的民本思想主张。他认为儒家的政治理念首当其要便是“为所当为，以护养邦本为先耳。”那么何为邦本？执政者应秉持何种护邦理念？张栻认为：“德者，所以为民极也。”执政者良好的德行表现为始终以民为本，即“夫人主之职，莫大于保民”，君主最大的职责莫过于保护民众。如果君主没有做到尽职为民，最终会沦落到“独夫而已矣”的地步，如果虐待臣民，那更是违背天命、天理不容。

　　民本思想的核心是君主执政基础来源于民众，统治者需要时刻注意民心向背、关怀民生疾苦。张栻指出：“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逸也，尽欲分付天之赤子而为之主。人主不以此为职分，以何为职分？人主不于此存心，于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伤之，则百姓之心自然亲附如一体。”

　　执政者应当牢记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才能统治长久。而君主对待民众应当“宽则民有所措，故得众；信则民愿为之役，故民任。”如此才能得到民众支持。

　　（二）“得民”与“忧民”

　　张栻对“民心向背”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盖王者以得民为本，而得民之道实在于此故也。”他认为作为君主，获得民众认可、赢得民心是至关重要的得民之道。在上疏宋孝宗北伐收复失地时，张栻说道：“夫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要想收复中原失地，只有先让民众归心于南宋，方能谋划收复中原之计谋、一雪前耻。“固国以得民为本。凿池筑城，固所当为；若民心不附，虽有金城汤池，谁与守乎。”“御侮以得民为先，当本根之力护。”在张栻看来，无论是固本安国还是保疆卫土，都势必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君主无论谋划何事，都要秉持“济大事必以人心为本，若未曾做得一毫，事先扰百姓，失却人心，是将立事根本自先坏矣，焉能立哉！”“为政者苟惟不知是心之存，则本既不立矣，虽有过绝人才之智，亦何以观之哉？”为政者如若不以民为本，那么无论拥有何等智谋、做出何等功绩也是枉然。

　　在此基础上，张栻还提出君主要能忧民之忧，与民同乐。“与民同其乐者，固乐之本也。诚能存是心，扩而充之，则人将被其泽，归往之惟恐后，而有不王者乎？”“惟吾忧民之忧，故民亦忧吾之忧。忧乐不以己，而以天下，是天理之公也。”执政者只有将自身忧患与民众紧密相连，做到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方能体悟民众真实的情况，做出合乎民生需求的决策方略。

　　（三）“富民”与“足民”

　　张栻认为，以民为本最基本要求是“先乎足民”。只有满足民众的生活基本需要，才能够让民众安居乐业，才能让社会安定。他说：“故为政者先乎足民，使民无所不足，则不见可欲，而盗心息矣，尽盗生于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则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盗之原也。”只有切实为民众着想，为民众创造安心生产、社会稳定的局面，民众才会安居乐业。张栻还指出：“至于治民，虽细事必躬亲，不以入吏手，务为安静不扰之政，而其梗悍为善良害者，则必惩无贷。其所以久而不忘者尽如此。”可见，不仅要给民众良好的生产生活基础，还要为民众创造安静不扰的政治环境。

　　张栻的民本思想实践

　　张栻不仅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民本思想，而且积极探索民本思想实践。张栻年幼时便随其父张浚辗转多地，接受儒学教育，考察民生民情。他在地方先后任知严州（今属浙江）、袁州（今属江西）、江陵（今属湖北）、静江（今属广西）等诸州府，淳熙七年（1180年）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张栻在为政地方时坚持“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在十余年的地方官生涯中勤政爱民，积极实践其“省刑薄税”“养民、保民、护民”的民本主张。

　　（一）“省刑薄税”

　　南宋朝廷偏居江南一隅，在对金作战中苟且求和，土地兼并、苛捐杂税、农民起义使得社会矛盾不断加深。面对此情形，张栻提出用先秦时期的井田制来解决严峻的社会问题，他说：“周家王政自文王始。治岐之法，即经理天下之法也。耕者九一，八家各耕百亩，而同养公田，助而不税也。仕者世禄，赋之采地也。关市饥而不征，察非常、禁奇裹而已，不征其物也。泽梁无禁，与人共之也。罪人不孥，不及其妻子也，凡此皆王政之纲目也。”当然，井田制已经无法解决当时土地兼并的问题，但张栻提出的“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使之安于田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社会矛盾。

　　南宋士大夫不仅积极倡言理学，而且身体力行践行“修齐治平”的经世理想。张栻在朝为官时，“庙堂方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而实但尽夺州郡财赋以惑上听，远近骚然，人不自安。”然而，“贤士大夫争言其不可，而少得其要领者”。张栻便进言孝宗曰：“今日州郡财赋大抵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阙，不过巧为名色以取之于民耳。”孝宗听闻后，“旋阅其实，果如公言，即诏罢之。”张栻的上疏使宋孝宗及时改变政策，罢除了巧为名色害民误国的政策。

　　在知严州任上，张栻“访民间疾苦，首以丁盐钱绢太重为请，得蠲是岁半输”。于是朝廷减免了百姓一半的税赋，时任严州州学教授的吕祖谦还为张栻代写了《乞免丁钱奏状》及《谢免丁钱表》。同时，张栻还与朱熹讨论如何从根本上消除这一弊病，从而彻底减轻百姓负担，书信中写道：“幸人情粗相安，蚕麦差熟，丁税，朝廷蠲末等无常产之输七万余缗，稍宽目前，但弊根不除，少须更力论之。惟是兴利之臣日进，将恐多所纷更，孤迹其可久于此耶？”

　　张栻离开严州赴京任官时，吕祖谦评论道：“张守议论平正，举措详审，且又虚心从善，在今士大夫中极难得也。如财赋宽其苛细者，其余则拘收甚谨简，省宴会，裁节用度，元宵罢出游，止州治中量点灯数百而已。皆遵柳守之旧。凡政事皆详究本末，反复熟议而后行。绳治胥吏之欺罔者，而恕其不及，大抵不堕一偏盖皆为学之力也，已入奏为严州百姓减免丁钱，果若得请，则一方民力甚寛，亦非细事。”

　　（二）访民情

　　淳熙元年（1171年），张栻知静江府（今桂林），静江“去朝廷绝远，诸州土旷民贫，常赋入不支出。故往时立法，诸州以漕司钱运盐鬻之，而以其息什四为州用，以是州得粗给而民无加赋。其后或乃夺取其息之半，则州不能尽运，而漕司又以岁额责其虚息，则高价抑卖之弊生而公私两病矣。”张栻到任后，“专务以访求一道之利病为事。”在此基础上，他上奏朝廷“以盐息什三予诸郡。又因兼摄漕台，出其所积缗钱四十万而中分之，一以为诸仓买盐之本，一以为诸州运盐之费，奏请立法，自今漕司复有多取诸州，辄行抑卖，悉以违制议罪。其敢以资燕饮、供馈饷者，仍坐赃论。诏皆从之。”由此可知，张栻到任静江后，先是专访民情政事，然后将自己了解的民情上奏朝廷。他上疏中提到，治理漕运税赋以及官员腐败弊端，以此减轻百姓负担，缓解社会矛盾。

　　此后，张栻大刀阔斧进行社会治理。他说：“今条目粗定，当以身先之。财计空虚，亦颇得端倪。数月之后，民力可宽。边防尤所寒心，方别为规模，以壮中权之势，约束边郡，务先自治以服远人。盗贼纷然，初无赏格，亦已明立示信，当有为效力者。自昧爽到日夕，未尝少暇，虽差觉倦然，不敢不勉。有斋名‘缓带’，日所燕处，恶其名弛惰，易曰‘无倦’……但自诸司而下，不免爱之以德，不敢以姑息。”可见，张栻到任后积极践行经世济民、养民安邦的实政主张。

　　（三）淳民风

　　广西地区位于边陲，民众教化较浅、少数民族聚居，边民仇杀掠夺不断，争斗不休，同时军备颓散，治安较差。张栻便上奏朝廷，在静江推行保伍法，“保伍之设，诚辑盗之良法。臣自到官以来，讲究措置施行于静江境内，颇得其效，近复以推于一路。乞下有司考订斟酌，申严而行之。”张栻一边推行保伍法，一边还积极协调各方少数民族首领的矛盾，严禁相互掳掠仇杀。他提出“善政，谓立之制度善教，谓陶以风化。夫政之未善，则民无以自养，而况得以事其公上乎善政，则养民有道，取民有则……善政立而后善教可行，所谓富而教之者也。”

　　同时，还颁布《谕俗文》要施行善政教化，用理学思想整肃社会风气，内容包括灾病防治、婚丧嫁娶、淫词邪说、铺张浪费、笃信巫医、拐卖妇女等社会陋习，并提出“欲善者，欲民之善也，所谓以人治人也。是心纯笃，发见于政教之间，民将率从丕变，如风之所动，其孰有不从者？”在张栻治理下，“于是境内正清、方外柔服”。

　　淳熙五年（1178年），张栻知江陵府。张栻立即“公虑惑民听，且致流亡”“亟取丁籍阅之，命一户而三丁者乃籍其一以为义勇副军，别置总首，人给一弩，俾家习之。三岁一遣官就按，它悉无有所兴。”并且上奏“所以不可尽取之故，阖境赖焉”。

　　（四）赈民灾

　　在行经善化、宁乡道时，张栻看见“大抵十室五六空矣，其见存者无人色，有位者终未肯沛然拯济，坐视天民之挤壑。”他就写信给好友吴翌，并提出具体的赈济灾民办法，“振民之事尽有二端：振济也，振粜也。振济须官中捐米以救之，振粜即用上户所认可也。今谭城诸仓受纳已有米近八万斛，前来劝帅借此上供米均济农民乏食者，或借与亦可，却一面具奏闻以待罪，比至获罪，而十数万生齿已活矣，况未必获罪耶？未知渠能辨否耳。”他在详细了解当地民灾情况后，提出了“借上供米均济农民乏食者”的解决方案。

　　张栻的民本思想启示

　　不可否认，张栻民本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中很多合理性因素仍能古为今用、有所裨益。

　　张栻的民本思想，其主要特点是“重民爱民”“先乎足民”“得民为本”，我们在注重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关注民心向背等方面可以借鉴。

　　（一）“重民爱民”的执政基础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众是国家统治的基础，是历史的创造者。《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起到了警醒历代君主重视民众的作用。孔子进一步提出，“君主所重：民、食、丧、祭。”将“重民”视为首要之务，并且要求统治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争取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如此才能做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张栻在继承先贤民本思想基础上，提出“夫人主之职，莫大于保民”，其中蕴含了劝诫君主应当加强对民众的爱护、对人民群众的尊重，执政者在执政过程中也应当秉持“以民为心，民之疾痛疗痒无不切于已。”这样“则民亦将以君为心，而亲其上，死其长矣。”

　　（二）“富民足民”的民生导向

　　“善为国者，藏之于民”，民富才能国强，人民生活富足是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

　　张栻提出，“民有恒产”“民养生送死无憾”，要求在以民为本的价值指导下， 要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制定富民政策和措施，并且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张轼还提出“故必制民以产，使有以仰事，有以俯育，乐岁固饱矣，而凶年亦无死亡之忧”的主张，如此这般民有常产，社会才能稳定。

　　（作者：邹锦良 刘翔运 单位：南昌大学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