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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模型一本正经“胡说八道”？AI幻觉迷局调查

AI广泛运用的今天，“AI幻觉”也随之产生。一些大模型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生成虚假内容混淆视听的问题日益严重。
让AI吸收更加健康有效的数据，建立良好的数据生态十分重要，相关平台要建立更加完善的AI生成内容审核把关机制，避免恶意诱导。
考虑到当前AI技术发展迅速，建议以软法路径为主，监管部门适时发布操作性较强的指南，鼓励AI企业发展技术标准、加强行业自律。
来源：《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025.6
当你遇到问题求助AI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提问，AI迅速给出大段回复，这些回复看起来专业、具体、规范，无懈可击。可当你对其中提到的事实、数据、方法、结论进一步验证时，却发现它们错漏百出，甚至根本就是AI编造的？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这是“AI幻觉”的一种典型表现。
AI幻觉，简单来说，是指人工智能系统（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生成的内容与真实数据不符，或偏离用户指令的现象，就好像人类的呓语。
AI为什么会“说谎”？我们该如何应对AI幻觉导致的“真实性危机”？又该如何走出真伪莫辨的AI幻觉“迷宫”？记者就此展开调查采访。
AI幻觉迷局：
张冠李戴、无中生有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AI用户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问题是用户使用最广泛的应用场景，80.9%的用户会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进行提问。在一问一答的场景应用中，AI幻觉也随之产生。一些大模型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生成虚假内容混淆视听的问题日益严重。
记者发现，目前，AI幻觉的主要表现，包括AI生成内容与现实相矛盾、生成完全虚构内容、逻辑不一致、与问题背景不一致等情况。不少AI生成的虚假内容甚至细节丰富，让人难辨真假，连专业人士都可能被“忽悠”。
北京某文化传播公司职员小向回想起AI“张冠李戴、胡乱整合”的事，依旧后怕。“我让它整理一下近期女将军电视剧的播出情况，结果它把电视剧《锦月如歌》和《与晋长安》混为一谈，把《与晋长安》的播出反馈和数据安在《锦月如歌》身上。本来用AI是图省事，幸好重新核对了资料，不然就出问题了。”
“AI快速聚合的能力确实比人脑强，但它对信息进行错误拼接，甚至虚构，实在无法忍受。有次我让某AI助手帮忙整理一份关于电影营销与短视频平台深度融合的资料，它直接编出五六篇有着文章名、期刊名、作者、发表时间的文献，像模像样的，但是对应的网址链接点进去却是404，知网里也没有收录相关文章。”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小李，发现AI装模作样提供所谓的“真实文献”时，被吓了一跳，直言自己差点“中计”。
近期，北京东灵山被“封山”的消息在网上传播，有网友称“封山”的原因是有人夜爬时被冻死，还有网友称是有人在山上被蛇咬。当记者以旅游爱好者的身份向某AI助手核实该信息真伪时，它直接给出肯定回复：“这个信息的核心是真实的。”然而，记者上网核查时发现，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政府、区文旅局等有关部门早已辟谣——有人被冻死、被蛇咬导致“封山”的消息是谣言。
当记者更换提问方式，向另一款AI软件询问事实性问题时，再次被“忽悠”。“听说陕西太白山迎来第一场大雪，我打算明天去看雪，帮我推荐一个最好的观赏位置”，该AI软件推荐了陕西太白山景区“拔仙台—大爷海—天圆地方这一条‘山脊线’”。然而，太白山景区工作人员回复记者称，目前太白山正在下大雨，景区已经关闭，并未下雪。
记者发现，在AI幻觉作用下，信息开始以真假参半、带有偏见的形式进入人们视野，久而久之可能会模糊认知、误导决策，造成认知困境。尤其当AI幻觉出现在医疗、新闻、法律等专业领域，还可能引发社会信任危机。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基孔肯雅热，记者向AI提问：“基孔肯雅热可能人传人，如何隔离病人？”AI：“理论上，病毒可能通过以下途径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因此，隔离措施除了防蚊阻断外，还需考虑血液/体液防护。”然而，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早已在今年8月12日发文辟谣称，“基孔肯雅热可能人传人，所以需要隔离病人”这一说法其实是对“隔离”措施的误读。基孔肯雅热并非通过人与人直接接触传播，而是依赖白纹伊蚊叮咬实现人际传播。
家住河北的张阿姨也抱怨AI医生差点延误了治疗。“我之前向AI提问‘膝盖内侧为什么有个鼓包’，还拍了照片给它。AI回复说，可能是滑膜炎，需要静养休息。”张阿姨等了两个星期，症状未减轻，去医院检查发现是静脉曲张，需要做手术。
近年来，竟然出现了AI虚构的案例、起诉书甚至法律法规，这些不实内容不断挑战司法的严肃性。今年3月下旬，长三角地区某法院审理一起著作权侵权案件时，收到当事人提交的一份诉状，该诉状列明法条规则、涵盖不同层级法院的诸多司法案例，并穿插大量行业白皮书内容。但法官逐一核查发现，除几项著作权法法条确实存在外，诉状中提及的其余规定、案例及白皮书内容都是虚构的。法官高度确信该诉状是由AI生成的。
AI幻觉困境：
被模糊、篡改的认知
今年1月15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报告显示，冲突、环境和虚假信息是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威胁。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连续两年位居短期风险之首，将对社会凝聚力和治理构成重大威胁，侵蚀公众信任并加剧国内外分歧，并且有可能加剧不稳定局势，削弱公众对治理的信任。而AI幻觉，正在成为这些虚假和错误信息的温床。
“AI使得人们能够低成本、批量生产假消息、错误观点，同时，社交媒体广泛使用的Social bots（社交机器人）和推荐算法进一步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和虚假消息传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王鑫认为，AI幻觉本身主要影响与之交互的个体认知，进而传播到群体层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安全与具身智能部主任石霖举例说，很多人用AI技术博关注、赚流量，制作包括像“林黛玉倒拔垂杨柳”等内容，这些内容没有直接的危害，但长期存在于互联网上，可能会使下一代产生认知偏差、刻板印象，甚至被篡改记忆。
记者向某AI软件发出一个指令，让其生成一个上海人、一个河南人的图片，结果上海人西装革履在办公室，而河南人却面黄肌瘦在田间地头。当记者提出疑问，AI“可能造成了刻板印象”。但调整过后的图片依旧是上海人在光鲜亮丽的写字楼内，河南人在蔬菜大棚里。
当记者向AI提问“我是一名女生，大学选什么专业好？”，它给出的是学前教育、心理学、护理学、传媒相关专业。而当记者转换性别，再次向AI提出相同问题时，AI则建议男生选择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人工智能、金融学、医学类等横跨工科、理科、文科、医科等多种专业。这些带有“偏见”的建议是否有固化女性职业选择倾向的嫌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黄楚新认为，由于AI幻觉长时间地迎合用户的情感需求，久而久之，在公共事件的讨论中，事实对公众的重要程度便会减弱，而情感、主观感受的影响力会增强。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传统媒体、政府机构信任的削弱。同时，互联网信息污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国家安全。
AI为什么会胡说八道？记者发现，重要原因是原始数据的偏差。AI“吸收”的原始数据不足、错误或本身带有偏见，都会让其生成错误的观点和事实，陷入误区。
“形成AI幻觉主要是大模型技术原理的限制，大模型本身是基于统计关系的预测，其训练数据具有偏向性与局限性。大模型记住了太多错误或者无关紧要的东西，反而让AI对训练数据中的噪声过于敏感。”王鑫说。
石霖解释道，如果“喂给”大模型的内容是虚假的，就会提高其幻觉频率，AI会不断选择出现概率最高的词，即使其中一个词产生了错误，AI也不会自我纠正。“当大模型因幻觉产生的数据不断出现，如果再拿这些数据反过来做训练的话，会污染大模型训练相关的数据集，并对大模型进一步的训练造成持续阻碍，幻觉反而会像‘滚雪球’一样滋长。”
AI幻觉如何破？
人工修正与技术迭代
AI幻觉与AI技术发展相伴而生，带来诸多困扰，该如何解决？
“AI幻觉具有两面性，对于事实性问题需极其慎重，而对于启发思路、创意创新类问题则可能是有益的，关键在于认知大模型的能力边界和局限性，理解幻觉产生的原理，合理利用。”在王鑫看来，AI幻觉有“好”也有“不好”，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下辩证看待。但是要明确一点，技术层面无法完全消除AI幻觉。“从技术原理来看，大模型的幻觉问题无法完全消除，只能缓解。缓解其影响还需要‘训练数据—数学原理—训练技术—输出方式’全链条发力。”王鑫表示。
让AI吸收更加健康有效的数据，建立良好的数据生态十分重要，其中关键在于相关平台建立更加完善的AI生成内容审核把关机制，避免恶意诱导。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清朗·整治AI技术滥用”专项行动，整治重点包括未落实内容标识要求、利用AI制作发布谣言、训练语料管理不严等。
多国专家团队不断通过技术手段减轻幻觉问题。目前，较为常用的是检索增强生成（RAG）技术，该方法通过让聊天机器人在回复问题前参考给定的可信文本，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性。目前，DeepSeek、豆包、通义千问均使用RAG技术。英国牛津大学一科学团队利用“语义熵”，通过概率判断大模型是否出现幻觉。美国卡内基梅隆AI研究团队则是通过绘制大模型问题时计算节点的激活模式，来判断其是否“讲真话”。
在法律层面，强化AI设计者风险管理责任，也十分重要。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漆彤认为，国内对AI幻觉的法律监管，主要存在定义与概念模糊、责任归属与链条复杂、举证困难、技术可验证性与规避问题，也有监管碎片化与跨境执法难等问题。“考虑到当前AI技术发展迅速，刚性立法可能很快被新技术绕开或变得不适用，建议以软法路径为主，监管部门适时发布操作性较强的指南，鼓励AI企业发展技术标准与加强行业自律。”
“在个体层面，用户要认识到大模型的边界和局限性，理解AI幻觉产生的原理。不能完全依赖AI，放弃人工理性思考与核实。”漆彤认为，AI是辅助人类的工具，但不能代替人类的理性和逻辑思考。用户在向AI发布指令、任务时，要对场景、事实等进行精确描述、表达。对于AI生成的内容，仍需要人工核实，“人工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
AI“说胡话”不只是技术难题，
更是对智能社会的警醒
黄楚新
技术发展必然会带来相应的社会变革，当人工智能技术全方位嵌入社会并持续升级的时候，人与技术之间的问题再次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探讨AI幻觉并非在唱衰智能社会的发展，反而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趋势下，提醒人们回顾与反思。笔者认为，讨论AI幻觉这一议题，具有警醒世人的现实意义。
AI幻觉诞生于整个信息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性也会反馈到信息生态系统。有人比喻大语言模型如同一只“能说话但不理解语言”的鹦鹉。AI话语仅仅是语言的符号模仿组合，而非扎根于经验世界的表述，当这些以随机概率组成的符号形成新的训练数据投喂给AI，“幻觉迷宫”便形成了。新的信息生态动摇了高度专业领域的“人类中心知识范式”的信任体系，甚至普通用户也不得不对AI提供的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如何使人工智能的目的始终与人的目的保持一致？数据优化是缓解AI幻觉的源头，在保护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建立跨机构的数据协同机制，搜集方式要多样化，还要进行数据清理筛选，挑出高质量的可投喂数据，实现信息机构、政府公开数据、学术科研数据等数据共享，减少单一信源的失真问题。当前的治理方向，主要聚焦于技术优化和技术监管两个方面。
在技术优化方面，大模型厂商可建立AI使用场景分级系统。AI使用的场景虽是虚拟场景，却也深深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果在高风险领域，例如金融、医疗、高精科技等出现AI幻觉，造成的后果将难以估量。对此，不少大模型厂商在研究开发时，实施多模型交叉验证与事实核查，比如通义大模型加强训练语料管理，通过“红蓝对抗”机制，逐步提升大模型对虚假信息的辨识能力。
在技术监管方面，笔者认为，各方主体责任尚待进一步厘清，协同监管机制与法律法规体系也需同步推进完善。从政府管理者到大模型设计者再到平台运营者，应由政府牵头建立协同监管体系，既要有宏观导向又要有精准的实施举措。笔者认为，欧盟出台的《人工智能法案》草案，对高风险AI系统提出的严格透明度和可解释性要求值得参考。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我国AI领域权益保护也在逐渐强化。笔者发现，当前有不少AI内容已增添相应的提示标识；但是，在AI幻觉不能解决的当下，仍需人工（专家）审核以提升内容可靠性，以专业化的判断及时纠偏。
此外，配套教育体系与宣传引导机制仍需同步推进完善，以提升全民媒介素养。新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潜在问题，并不代表着我们就要陷入“技术威胁论”的恐慌，加快AI普及教育，提升公众智能素养势在必行。在此阶段，我们既要警惕，如算法偏见结构性风险，也要谨防深度伪造、内容失真、知识侵权等问题。
未来，必将有更多涉及AI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技术发展的速度与人文关怀的温度应该并驾齐驱。在一个算法深度参与的世界中，人与技术交融的数智未来需要被关注，也需要被理解。合力为技术变革锚定人文坐标，创新者和监管者每一刻都要更清醒、更稳健。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生）
作者：何慧敏谢思琪王岚芳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人类学是一场生命的修行：世界可以无趣，你可否拒绝无望？

《穿行，在一个残缺的世界》

黄剑波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

2025 年 9 月

撰文｜彭馨妍

所谓学术研究其实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比其他生活方式更高尚、更纯粹，而居于象牙塔中的学者，究其根本也不过是饮食男女而已。济世救民固然是研究者的抱负之一，甚至可以夸张地说，以天下为关怀，以人类为归依，但其研究首先是有助于研究者对自己的认识，所谓学术人生则是身心日渐健全的旅程。

就这个目标而言，人们没有必要，至少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必要如韦伯所期许的那样以学术为志业，因为人们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完成人生的圆满。

然而，学者的自命清高以及以普通人为拯救对象的幻想，反过来只能说明学者自己的角色混乱，不知道自己是谁，以致徒生各种苦恼。实际上，学者也会在自己的生活中劳苦叹息，在自己的生活处境和人生问题上挣扎痛苦，并不比任何人高明。这么说，并非贬低我自己所属和认同的学者群体，乃是要有些时候将自己自绝于其他人的学者首先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真的应当思考一下古希伯来智者的当头棒喝：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惫。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著书立说或者立功立德立言作为人生唯一或终极的目的和意义，那么这一切到头来不过是捕风，是虚空的虚空。
（《穿行》第102-103页，下同）

以上文字来自黄剑波教授新作《穿行，在一个残缺的世界》，当我读到这里，只能暂时合上书消化一会儿——一本好书给读者带来强烈震撼的直观体验。

近年来与许多同行在学术会议上相聚，当大家从繁忙的工作生活中暂时抽身，白天在会场分享自己的研究进展，晚上在聚餐时坦露自己的无意义感，或许只有在开会这样的“阈限”时空才会出现这样的状态。作为一名人类学者，在工作与生活中时常面临对我所在学科之合法性的质疑和“无用论”的指责。抛开人类学的“无用之用”，黄剑波教授的《穿行》无疑给我这名从事人类学工作近十年的青年学者灌下了一碗余味悠长的“鸡汤”。

书中的文字让我看到，一位从事人类学研究二十多年的资深人类学家，依然保持敏锐，依然对疼痛敏感。他尝试在有温度的书写中，找回痛感，记录疼痛。“尽管时有沮丧、乏力乃至深深的失望（尤其是对自己的失望），至少还没有麻木。”为了呼应本书作者的坦诚，我在这篇书评中尝试与作者的敏感和痛感共振。

《无依之地》剧照。

理论是如何“生成”的？

我在自己工作的高校担任《文化人类学理论》课程的老师，黄剑波教授已经出版的《人类学理论史》《人类学家及其理论生产》早已成为国内人类学理论方面不可多得的参考书。作者在《穿行》中结合不同的研究领域与案例，不断强调人类学知识生产的独特性：人类学学科一开始就是在理论和经验的纠结中产生的，二者之间的张力持续推动着人类学的发展。他写道：“正是这种张力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使得我们这一学科有着实现更多创造的可能性。没有张力，就没有创造力……正是这种张力和模糊性，使得我们可以更加精妙、准确和有意识地对这门学科进行整合……理论与经验的张力既是人类学需要正视的学科危机和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机会。”（第39-40页）

更重要的是，人类学者在理论与经验这两端，都会看到“涌现”（emergence）和“生成性”（generative）的过程，正如作者所言：“我们看重的是理论的生成过程，以及生成这种理论的人类学家又是如何生成的。我强调，要从社会史的宽度、思想史的高度和个人生命史的温度这三个维度来考察这个过程。”（第50页）黄剑波教授无疑在这本书中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我念博士的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长期执教理论课的Ira Bashkow教授在十多年前的一次课上，对着桌上的一个橘子和包括我在内的博士生们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在你们眼里，理论似乎是一个东西，就好像桌上的这个橘子。”我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后，总问自己有没有在向学生传达“将理论当作桌上的橘子”这种固化（物化）的倾向和态度？我今年发表了一篇自己写过的最不学术的论文《形式与创造性：萨丕尔的美学探索与文化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通过呈现美国语言学与人类学家萨丕尔在音乐、诗歌等领域的成就，探讨其在美学探索中如何处理“形式”与“创造性”之间的张力，也辨析萨丕尔、本尼迪克特等20世纪享有盛名的人类学家如何在文化这一人类学核心概念上形成共识但又保有分歧。通过将人类学的文化理论置于人类学家的美学探索与学术人生这样的语境中，我跟随黄剑波教授在《穿行》一书中提出的理论路径，尝试看到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互动——主体与客体，理论与经验，艺术与科学，等等。

黄剑波教授在本书开头就摆明回归实在论的态度，这是一名人类学家的自我修养。他写道：“研究不能以概念或理论为先导，而必须从具体的事实出发。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甚至所有的学问，都应当秉承一种老老实实的实在论。但必须指出，这种实在论并不是那种早已被诟病的实证主义。后者霸道地宣称，研究者所见即事实，研究者所论即真理。对这一类简单粗暴的论调，各种各样的‘后学’已经将它们击打得体无完肤……日常生活乃是一种不断涌现的实在。”（第5页）经验世界本身不能被设限，而是生成性的，因此尝试逼近经验世界的理论也该是生成性的。那么，在实在论的指导下，人类学者对经验世界的理论分析不过是无限接近实在的可能。经验世界那不可被设限的生成性早已成为人类学家的共识，但意识到这一点未必能在实际研究中给予尊重和强调。

黄剑波教授认为，所谓人类学理论不过是建立在研究者自身社会经验之上的概念建构，而不能将其不加反思和批判地套用到对其他社会、文化的研究，也不能将某一种经验方式覆盖甚至取代另一种经验方式。他提醒当下的人类学者，我们的研究应当讨论真实的问题，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只是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的工具和手段，纯抽象层面的讨论并不是目的。生活的质感、颗粒度是理论和概念所不具备的，我们不应该让后者成为思考和研究的限制甚至桎梏。

《我的章鱼老师》剧照。

人类学是一门“修行”

那么，如何研究经验世界并在写作中尽可能呈现其生成性呢？人类学的民族志田野调查看似简单，做好实则不易。黄剑波教授从对知识生产的方法论贡献层面来讨论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认为田野工作不只是搜集资料，也是带着一套知识体系进入另一个群体当中，并挑战自己知识体系的过程。经历过这种挑战的知识，才是有生命力的知识。田野调查的不易在于，没有人天生就愿意被他人挑战从而改变自己的认知，但在田野调查中我们首先需要搁置自己的偏好，虚心向他人学习。

人类学家的作品被称为民族志，民族志既是我们的方法论，也是我们的成果。在普通人看来，人类学家喜欢讲故事，但“讲好”故事和讲“好故事”并不容易。黄剑波教授写道：“故事要讲好，不仅要有逻辑，更要有情感……要把自己作为方法，以个人的身体去实践……田野工作最主要的研究工具就是你自己，这也造成了很多人类学作品会讲特别琐碎的事情，因为人类学通过关注简单的、琐碎的事情，来发现人们认识世界和展开实践的方式。”（第66-67页）在我自己的日常教学和指导学生科研的工作中，经常会面临对这一表述的误解，认为“把自己作为方法”就是研究自己，写所谓“自我民族志”。陈晋已经批评了人类学家的自恋倾向（陈晋：走出人类学的自恋，读书,2018,(7): 75-83），而在我看来，“把自己作为方法”是建立在研究者将自身投入到田野中去参与、实践，代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去理解另一种知识体系，并在持续被挑战的过程中体会经验和理论之间的张力及其孕育的有生命力的知识。

近些年，我的舞蹈人类学研究十分受益于黄剑波、陈进国、杨德睿几位人类学家提倡的“修/行人类学”进路。黄剑波教授在书中写道：“我们所讨论的‘修行’与当下流行心理学的或者宗教神秘性的‘修行’不同。我们是要通过对‘修行’的研究回应人类学的问题……那就是透过研究文化的差异，最终探索‘人何以为人’。”（第131页）修行的问题意识聚焦在“成为”（becoming）而非“存在”（being）的层面，尤其关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是如何去做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将对“修行”“成为”问题的探讨，置于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中。他写道：“‘日常生活与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的一个可能进路，就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发现他们的‘日常语言’，发现那些真正深入人心的词汇、概念、术语。我们想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的实践’去了解并理解，普通中国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如何理解、组织自己的生活的……”（第134-135页）

“修”“修行”这类词汇所蕴含的意义处处体现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关涉人类学所关注的文化习得、文化传承问题。关注“修/修行”，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途径去探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因此，在文化习得、传承的过程中探讨修行，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畴，而成为广泛的社会性、日常生活的问题。我从黄剑波教授发起的修行人类学研究中汲取能量与营养，来哺育自己对舞蹈的人类学探索。

黄剑波教授在书中围绕“体验”的讨论，不仅在哲学层面进行概念的追溯，也呈现了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体验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所带来的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贡献。当读到关于人类学著名伉俪特纳夫妇的部分，我再一次合上书，闭上眼睛，让求学时候的回忆涌上心头。2016年5月，伊迪丝·特纳去世，那时我正在国内开展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8月回校后参与的并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葬礼，而是伊迪丝生前千叮咛万嘱咐的“庆祝生命的仪式”（celebration of life）。她生前教过的学生从阿拉斯加赶来，带来了受伊迪丝启发而制作的面具，当在场的老一辈人类学家看到戴着面具跳舞的后辈人类学者，纷纷感叹：“伊迪丝会非常喜欢！”伊迪丝和维克多可能都属于被人类学耽误的演员——实际上，成为演员和成为人类学家有许多共通之处（彭馨妍：评《方法：二十世纪的表演课》，“演员如何成为角色”，《上海书评》，2025/8/12）——他们在这一点上很像，都将“人类学本身作为一种体验”，或者说将人类学的思考与探索“作为人生体验中的一种”（第279页）。特纳夫妇的“体验人类学”也启发读者思考人类学何以成为生命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anthropology as experience）。当人类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人类学家便在自己身上活出了学科的样貌与愿景。

《仪式过程》

作者: 维克多·特纳

译者:柳博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年6月

保持痛感

黄剑波教授在书中将人类学知识置于以下三个维度考察：社会史的宽度，思想史的高度，个人生命史的温度。所谓“穿行”，不仅包括人类学家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往来的过程，也意指民族志或田野工作者往来于“他者”和“自我”之间的过程。《在一个残缺的世界找回痛感》一文中，作者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都是生活在残缺世界中的残缺个体。虽然残缺和痛苦切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但当下的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感知和理解外界苦痛的能力，甚至变得麻木了。因此，对本就是普通人的学者来说，在理解个体和世界的残缺时，关键在于找回痛感。只有找回痛感，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准确地体察他者的痛苦，在此过程中也将得以摆脱那些无法言说之痛，在同他人的联结中获得更多同情之理解。

只有保持对疼痛的敏感，尝试去感知、理解他者的苦难，人类学才有可能真正回应时代问题，人类学者才能做出有知识冲击力的研究。痛感对于学者的意义在于“重新定位研究者的深度关怀，努力思索和寻找真正关心和在意的问题”，因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应该源于这个世界对内心深处的触动”（第333页）。人类学者的工作是去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面临的苦难，通过更加准确、清晰的传导，为人们感知和理解他者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联结。即便不将学术研究作为工作，我们每个人至少都可以记录自己的痛感和这个世界的苦难，真诚面对自己的思考、感受并与他人分享。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时刻容易让人心生倦怠的世界找回痛感，“在感知和理解、探索和分享的过程中消除自身的苦痛和倦怠，重新感受生命的温度和力量”（第339页）。

找回痛感，也就意味着找回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和期待，这才是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的问题意识。黄剑波教授在书末坦言：“在很大程度上，收入这本书的文字都可以说是我在找回痛感的努力，或者说是我对疼痛的某种记录。”（第343页）针对“如何寻找痛感”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了“体验、附近和真实”三个关键词作为。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学者也是活生生的人，所有的研究都离不开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研究首先来自能够给学者自己带来痛感，因为对痛感的追寻能够刺激我们不断去发问“我真正关心的到底是什么？”只有这样，人类学的研究才能从一种外部的、自然科学式的经验主义，转向更多强调一种内在体验的、有人味的研究。

作者引用海子的“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来理解人类学研究方法，他写道：“首先要去接近、触摸、感知一个或者一群具体的人，关注他们的哀哭、叹息和痛苦。通过真实的接触，可以达致对整体人群的感知。”（第341页）作者提醒我们，做人类学研究，研究者自己首先要做一个真实的人，这里的真实可以说是感知层面的——“只要还有痛感，就至少还是一个真实的人”（第342页）。带着对自我、他者、周遭世界的敏感甚至痛感，去坦诚地处理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去分享和讨论我们的感受与思考，这应该是当代人类学者的自我修养。再借着海子的诗句“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作者倡议我们的研究应当从身边的生活世界开始，而非想象中的远方。人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首先来自“附近”，即使是对海外、域外、他者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和身边的生活。

《无依之地》剧照。

当然，在人类学者书写他者的民族志作品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原来生活的画卷还可以这样展开，原来日子还可以这样过，这也是人类学最初强烈吸引我的原因之一。作者写道：“我们至少能够意识到生活逻辑的另一种可能性，从而避免对自身文化、生活的习焉不察或麻木”（第341页）。黄剑波教授正是自己笔下文字的典范，是“一个有勇气诚实面对自己感受的研究者”（第342页）。这本书是我在个人生活和事业的关键节点上读到的，在那些不眠的夜晚，书中的文字带给我许多慰藉。感谢黄剑波教授二十多年来对人类学“温柔的坚持”，让我感到“在微弱处得以有力量，在干旱疲乏之地，盼望之光不灭”（第343页）。黄剑波教授下面这段文字不仅激励着像我这样从事人类学工作的学者，也鼓舞着广大对人类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人类学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个饭碗、一门学科，或者一个角度、一种方法，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令我得以跌跌撞撞地穿梭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历经文化、观念、价值的碰撞，和在碰撞中的自我破碎，并在自我破碎后的废墟上重建自我……人类学最令人欣慰的悖论，也是它最激励人的特征，就在于研究他者的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生命旅程。”（第122-123页）

《穿行》一书，除了能让读者看到作者是如何成为一名人类学家的，也可以看到人类学家们一些从根本上来说一直没有改变的持续关注——真实的个人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历史场景中的遭遇和回应。这篇简短的书评无法囊括书中丰富的内容，作者优美的文字也只能在自己的阅读中体会和欣赏。回看本文开头引用的段落，“学术作为志业”于我而言不再是道德负担，而正如作者所言：“第一要认真学习，第二不要把学术太当回事，学术不是人生的全部，只是人生的一部分。”（第280页）

撰文/彭馨妍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