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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招搞定《群众教育活动主持词》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6-01-16 20:57

3招搞定《群众教育活动主持词》写作。(精选5篇)"/

写作核心提示:

以下是一篇关于群众教育活动主持词作文应该注意哪些事项的文章:
"群众教育活动主持词作文注意事项"
群众教育活动主持词是连接活动各个环节的桥梁,是引导活动顺利进行的关键。一篇优秀的主持词不仅要能够掌控现场,调动气氛,还要能够体现活动的主题,传递活动的意义。因此,在撰写群众教育活动主持词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了解活动背景和主题"
"活动目的:" 明确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宣传政策、丰富文化生活、提升技能还是其他?主持词要围绕活动目的展开,引导参与者理解并达成活动目标。 "活动主题:" 提炼活动的主题,并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在主持词中体现出来。主题是活动的灵魂,主持词要始终围绕主题展开,避免跑题。 "参与人员:" 了解参与人员的构成,包括领导、嘉宾、普通群众等,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调整语言风格和内容。
"二、 掌握活动流程和内容"
"活动流程:" 熟悉活动的各个环节,包括开场、致辞、节目表演、互动环节、总结等,并合理安排主持词的结构。 "活动内容:" 了解每个环节的具体内容,包括节目名称、表演者、互动游戏规则等,并在主持词中进行清晰的介绍和引导。 "时间控制:" 根据活动流程合理安排每个环节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扎实推进——抓准做实谋长效 实事办到心坎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特别报道)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这次党史学习教育要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既要立足眼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为群众办实事方面做了很多有益探索,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

——编 者

今年以来,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党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积极推进,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切实抓好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9500多万党员围绕发展大局、突出重点群体、聚焦民生领域,围绕如何精准倾听民意、如何多部门协同解决问题、如何跟踪评估实际效果等关键环节,逐步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

察民情访民意——

线上线下深调研,体察民情定清单

“我们要不断看有哪些事要办好、哪些事必须加快步伐办好”。实践活动中,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要求,把察民情访民意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第一步,坚持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听实话、摸实情。通过“关键少数”带头,结合线上线下渠道,把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梳理成民生项目清单,找准穴位、精准聚焦。

国务院办公厅机关深入调查研究,通过信息直通车、实地调研、网上调研等多种形式,加强了解群众所急所思所盼。科技部制定“深入基层改进服务推动落实大调研”实施方案,深入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通过“厅局长走流程”“青年干部调研暗访”发现群众需求变化和急难愁盼问题,增强办实事实效。交通运输部向社会公众征集民生实事项目,文化和旅游部党组通过倾听意见确定七大类76项办实事项目。

今年,河北省廊坊市推广完善“群众说事、干部解题”工作机制,线上开通微信小程序、手机APP、热线电话,线下设立乡镇(街道)说事站、村(社区)说事点和说事箱。群众可通过这些渠道随时反映问题;工作人员根据诉求类型,向村(社区)干部、网格员、乡镇或县直有关部门交办,解决后,平台会将结果反馈给群众并征询意见。贵州省贵阳市在市区两级主要新媒体开通“融媒问政”功能入口,并与市长热线“12345”“市民直通车”实现互通。

中国华电通过实地走访、集体座谈、民意调查等方式,听取基层党员群众意见建议。国家开发银行党委班子深入基层一线,将项目清单任务举措落实到具体部门。

北京大学面向师生召开7场专题调研座谈会,把师生反映的问题列入工作清单。北京化工大学党委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下沉式”调研,分别建立21项办实事台账。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还将线上平台作为重要抓手,积极探索更加有效管用的办实事解难题机制。今年以来,仅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新华网“我为群众办实事”网络平台上获得回应解决的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就已超过60万件。

引进科技手段——

联起来、上云端,智慧方法解疑难

科技手段,正成为办实事长效机制的重要依托。“独居老人如果24小时内水表读数低于0.01立方米,社区的云平台就会接到报警,将信息反馈给街道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相关方面第一时间派人上门察看老人情况。”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街道花苑社区党委书记黄敏锐说,“社区每个居民都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连接这个平台,与志愿管家(党员楼长)、网格员、街道职能部门以及社区工作者五方联动,对居民提交的诉求‘接诉即办’。”

驾驶证照不够便携?二手车异地交易不得不两地往返?这些困扰,借助“互联网+”得以破题。12月10日起,公安部在全国全面推行驾驶证电子化、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等4项“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便利措施。今年,公安部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900余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一站式”查询、办理,推进身份证、驾驶证等电子证照共享应用,并增设适老化功能,“交管12123”APP已成为提供各类网上办事服务的重要平台。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积极推广“幸福码”系统,统筹协调人社、医保、教育、住房保障等多部门资源,为困难群众提供服务。困难群众通过扫码,可以在线申请低保、临时救助等,并查询相关政策。全区已探访关爱困难群众2381户次,主动发现困难351件、已救助203件,发放救助资金98.9万元。随着科技手段在实践活动中的普遍应用,智慧方法正越来越迅速、精准地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强组织重合力——

提质量、增效能,部门协同助攻坚

办实事求实效,既要用好科技手段,也需坚持和发扬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实践活动中,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强组织、重合力,部门联动、联署办公、联席会议,一站受理、一窗通办,跨区域通办,发动和引入社会力量……务求形成合力,提高办事质量。

中央组织部精心组织“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活动,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结合村“两委”换届推动办好“开门一件事”,帮助基层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40余万个。

中央宣传部组织全社会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群众性活动,新命名111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净网”集中行动,在全国50个试点县市推进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建立“护苗”工作站2.8万余个等,实施“圆梦工程”,打造新时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高地。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坚决扛起定点帮扶政治责任,全力做好牵头联系中央和国家机关119个部门(单位)的定点帮扶工作,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发挥自身优势,编写党史学习辅导材料,积极参与党史专题宣讲。

国家发展改革委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联合有关部委印发《“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并会同28个责任部门印发方案,确保“一老一小”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国家卫生健康委研究开通绿色通道等便利老年人就医措施,支持和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医疗和护理服务。国资委指导中央企业推出“我为群众办实事”百项特色实践活动、千项重点民生项目,受到广泛好评。

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胜利油田西城服务协调中心,刚刚领到房本的居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东营区是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所在地,因历史遗留问题,不少油田职工未能办理房屋的不动产证。今年,东营区将“不动产房产登记办理”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10项清单,抽调多部门联署办公,先后召开20多场油地联席会,缩减2/3的工作流程。目前油田居民已有9.4万户“喜提”房产证。天津推动“津治通”“津心办”平台在全市16个区、249个镇街和5733个村(社区)实现全面贯通应用。黑龙江推动整合各地热线专线,完善网格化管理体系,力求做到问题随时随地解决。

督进度促落实——

评一评、晒一晒,任务管理建闭环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通过强化完善考核、监督等,对项目清单形成闭环管理。

听、看、谈、评……近日,江苏省靖江市马桥镇朝西村村民羊宏达参加了镇里农村危桥改造项目的一场群众观摩评议活动。活动现场,项目建设单位工作人员介绍了改造内容,群众代表当面评议,活动领办单位当场解答,还组织居民代表检查工程施工质量。靖江市面向群众“晒”实事、常态长效“督”进度、社会各界“评”效果。重庆市各区县建立完善办理群众诉求的监督评价机制,确保群众诉求得到有效解决。

退役军人事务部建立季度工作总结会点评、定期书面通报等制度,推动办实事项目落实。对进展缓慢项目,“张榜”通报、跟踪问效;对推进速度快、实施成效好的项目,及时予以表扬,以点带面提升工作实效。国家信访局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锻炼培养、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途径,自觉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时跟踪办实事项目进展,通过亮榜、回访、满意度评价等方式,对办理举措、进度、成效进行反馈。

常态化制度化——

重日常、重经常,狠抓机制看长远

中央办公厅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办理台账和催办落实机制,及时准确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领域的重要批示印发有关地方和部门,持续跟踪督办落实。

今年9月24日,《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正式实施。北京市重视用法治建设推进为群众办实事,完善“接诉即办”机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业务流程的系统性再造,快速响应群众需求,确保形成常态化机制。

安徽省从省级层面谋划出台120多项政策举措,推动为群众办实事常态化长效化。福建省注重将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效做法、成功经验固化为具体制度。湖北省注重用制度、机制巩固和拓展办实事成效。甘肃省坚持把为群众办实事做在日常、做在经常,注重小事实做,狠抓常态长效机制。

教育部构建了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1+N”的制度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针对老年人智能技术运用困难等问题,组织制定智能终端适老化改造标准。民政部联合应急管理部、中国残联等14个部门出台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医疗、康复、教育、社会工作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财政部等部门探索建立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制度机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从标准体系入手,制定一系列便利“一老一小”群体的标准规范。海关总署列出措施清单,指导全国海关建立健全办实事长效机制。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加强标准化建设,支持在机构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康养等领域开展标准化试点。

一系列工作机制的推广与完善,助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常态化、长效化。受访党员干部表示,下一步,将昂扬只争朝夕的干劲,保持滴水穿石的韧劲,把更多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一起来推动、来实现”。

(本报记者胡安琪、刘维涛、张天培、郑海鸥、李龙伊、余建斌、赵展慧、苏滨、史自强、洪秋婷、李蕊、白光迪)

八十八年,不变的初心使命“数读”“画说”《红色中华》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红中社工作人员。

创刊号发刊词。

贪污分子郑茂德漫画。

黄亚光漫画。

欧洲各国介绍。

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沙可夫和许多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来到江西瑞金,在一栋土墙瓦屋中,以笔为武器,记录着时代的石破天惊。

《红色中华》,那名字中的一团火红,代表着这一群年轻人对新中国的热切向往,那一篇篇文章,都是他们为新中国勇猛战斗的足印。

88年来,新华精神穿越流淌的岁月,融入新华人的生命,一代代新华人始终践行“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新华精神,记录下时代风云,书写着不朽历史。

致敬,88年前炮火硝烟中的新华人!

1933年8月10日,刚过立秋。赣南瑞金一处偏远的乡村,有位戴着眼镜的儒雅男青年,用火一般的热情为心中的“她”作了一首诗,刊登在当天的《红色中华》报上。

“她好似明亮的灯塔,指引出向苏维埃中国航行的大道。谁都听到知晓……”沙可夫赞颂道。

那天,是她——《红色中华》百期纪念,30岁的沙可夫时任红中社编委会主任。

发行量超过《大公报》

1931年,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第3个年头,纪实故事和爱情杂志成为治愈人们精神伤痛的心灵鸡汤,美国大众杂志《读者文摘》备受读者追捧。

中国国内局势也更加波诡云谲,长江暴发特大洪水,国民党向红军接连发起“围剿”,日本阴谋制造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此时的世界,或许还并没有感到赣南山村的一角将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的变迁。

11月7日夜,一场提灯晚会正在瑞金叶坪村举行,演戏、放烟火,很是热闹。

在一间土墙瓦房里,21岁的发报员刘寅用电台播发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这条电讯,是当天刚刚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发出的第一条红色电波。

犹如黑暗中的闪电,从此,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以及她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通过红中社的电波,越过万水千山,传向全世界。

一个月后的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1932年2月4日起,《红色中华》改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办的中央机关报。

有很长一段时间,红中社和《红色中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1932年底,《红色中华》编辑部专职人员也就两人。

编辑李一氓住在瑞金城,与编辑部所在地相距十里。每周六下午,他从瑞金城骑马到叶坪村,利用中央政府大厅做编写工作,晚上则随便找个地方过夜。第二天吃完午饭,发了稿,他又骑马回城。

29岁的李一氓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战士,24岁参加南昌起义,任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还曾在上海从事党的保卫工作。1932年10月到1933年1月,他主编了约三个半月的《红色中华》。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出版了240期,发行量从最初的三千份增至四万多份,超过当时著名的《大公报》。

瞿秋白是苏区时期最后一任红中社负责人。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领导工作人员继续出版了24期《红色中华》,直至1935年1月,掩护了红军主力转移,激励了苏区军民继续战斗。

苏区的读者亲切赞誉《红色中华》是“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全苏人民的喉舌”。

“时至今日,《红色中华》依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红色宝藏,成为研究中央苏区历史的权威资料。”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梅黎明赞叹道。

作为党史专家,梅黎明去过全国各地许多革命历史博物馆。他留意到,这些博物馆在介绍相关史料时常常引用同一张报纸——《红色中华》。

从2013年开始,历时五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组织全体老师将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影印本整理成电子文本,总字数约1520万字,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更多人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以及红色新闻史提供了资料来源。

1935年11月25日,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中社恢复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复刊,当时并不知道瞿秋白在苏区继续出版《红色中华》,因而接续长征前的期码,为第241期。

1937年1月,迁入延安的红中社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1月29日,共办了324期的《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在延安继续出版。

“高频词”里的苏区面貌

烟云不曾过眼去,作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耳目”“喉舌”,《红色中华》见证了共产党人执政预演的初心与使命,记录了苏区军民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

记者运用新华智云“媒体大脑”对《红色中华》进行的高频词大数据分析发现,“群众”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了10886次,仅次于关注次数最多的“红军”,后者出现了13316次。

千百年来,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从未发生如此新奇的变化。农民获得土地,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妇女翻身解放,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全体苏区人民享受民主权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红色中华》在创刊号上刊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就揭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红色政权属于人民。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刘付春分析说,积极动员根据地军民投身苏维埃各项建设是《红色中华》宣传报道的第一要务,它以命令、条例、指示等形式刊发各类公文达473则,内容涉及苏维埃建设的方方面面。

“所有农夫农妇儿童等都带着满脸的微笑争先恐后地跑上前来欢迎我们……”1933年3月30日,第65期《红色中华》用一个整版报道了苏维埃干部、红军战士组织春耕突击队帮助群众开展春耕的情况。

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是《红色中华》关注的主要内容。“发展”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2779次,“经济建设”出现677次、“春耕”出现948次。

激烈的反“围剿”战事,一直是《红色中华》关注的重点,“敌人”“革命战争”“围剿”分别出现3843次、1586次、1263次,排在高频词前100位。《红色中华》通过报道红军胜利的消息,激发全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决心和信心。“胜利”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 4039次。

1931年12月14日,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官兵1.7万余人成功举行“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创刊3天的《红色中华》登载通讯《宁都的大兵暴》,报道了起义的经过。

“红军第五军团,自成立后,到处受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起义成功后,瑞金举行了欢迎大会,起义将领由毛泽东等陪同,参观了红中社。《红色中华》以《五军团派代表参观各机关》为题刊登了消息。

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意识到,唯有斗争,才能胜利。在《红色中华》,“斗争”一词出现3895次,其中“思想斗争”“群众斗争”“武装斗争”分别出现100次、139次、46次。

“《红色中华》创办于艰难的战争岁月,她通过刊发社论、宣言等号召群众武装起来,开展革命的民族战争,求得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刘付春介绍说。

1936年1月3日,已在瓦窑堡复刊的《红色中华》专门刊发新年献词,庆祝“革命新年”。

“一九三六年已经开始,一幅幅斗争的图画展开在我们眼前。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四省我们数万英勇的人民革命军正在和血腥的日本强盗,进行艰苦的战争……我们希望一九三六年的革命大风暴与大火焰将把日本帝国主义卷到汪洋大海中去。”

刘付春介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全国人民抗日浪潮高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那一时期《红色中华》的重要内容。

观察全球,报道世界

中央苏区地处偏僻,但那里绝不是个封闭的小山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时刻放眼打量着这多彩又多变的世界,《红色中华》亦观察全球,报道世界。

在北西伯利亚,有一座位于北极圈内的名叫伊加卡的小城,那里生活着三十多个民族,夏季河流开冻之时,小轮船行驶十四五天就能到达,冬季则是漫漫长夜,温度能下降到零下六十摄氏度。

1933年1月,《红色中华》一则《苏联新建北极圈内一小城三月尽昼三月尽夜之奇境》的消息,向读者介绍了伊加卡的情况。

那时,北极对苏区群众来说,已不算太过陌生,“北极”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共出现15次。只不过,当读者还在畅想这片遥远之地时,宁静总是被战火打破。

《红色中华》较多转载塔斯社、路透社等国外通讯社稿件,内容多关乎莫斯科、伦敦、华盛顿这三大信息中心。根据数据分析,“苏联”出现次数高达3432次,“美国”出现692次、“德国”出现648次、“英国”出现506次,“非洲”“美洲”分别出现14次、10次,周边邻国“印度”“朝鲜”等分别出现58次、79次。

对同一区域的报道主题较为相似,涉及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内容多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涉及英国、美国的报道,多反映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及工人运动。

当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不过十余年。《红色中华》以极高的热情,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既亲切又遥远国度的一举一动。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的强固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更注意于国家电气化一项,最近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发关于建立水电工程的命令。”

《红色中华》专门登载《苏联三大水电工程计划一九三五年完成》,介绍苏联水电事业建设。

在遥远的北冰洋,苏联已在沿岸各站建立无线电台,以便更深刻地研究北冰洋的特殊环境。

“先前在北冰洋过冬的旅客,多是与世界隔离的,但现在却可以和外间通报,不如昔日之孤独了。”《红色中华》以欣喜的口吻报道了这则苏联开发北冰洋建立无线电的消息,向苏区的读者介绍着“在胜利中前进着的苏联”。

《红色中华》尤其关注邻国日本的动态。据刘付春统计,《红色中华》登载的国际要闻、国际消息936则。其中,关于日本的报道593则,占比达63%。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并通过《红色中华》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以及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对日妥协,放弃国家主权的可耻行为。

1933年4月2日出版的《红色中华》,以大量的笔墨报道了日军对中国的屠杀行径。

“日军自三月二十一日起,又增调辽吉黑三省留守部队,开集辽西绥中一带……同时日军以二十余架飞机,掩护轰炸,低飞投弹,劳苦群众死伤甚多,房屋被烧的,触目都是,一眼望去,尽成焦土,使人感到无限的伤心惨目!”

1934年7月31日,《红色中华》记者专门“晋谒中央政府毛主席,访问关于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

《红色中华》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题为《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文章。这篇谈话揭露了国民党不顾民族危亡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举进攻苏区,阻挠红军北上抗日的事实,表达了红军将士彻底粉碎国民党“围剿”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刊登了100余幅漫画,60余幅图表、地图

“来,把华北也出卖给你!”一名国民党士兵说罢,伸手将一名日本浪人拉上岸边,后者企图从海上一脚跨上中国的大陆。

这是1933年5月8日刊发在《红色中华》第77期的一幅漫画,把国民党军阀出卖华北主权、签订卖国条约的丑恶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

苏区时期的《红色中华》,不仅报道内容丰富,还刊登了100余幅漫画,60余幅图表、地图,图文并茂地为苏区读者介绍国内外时局以及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

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研究专家严帆分析说,报纸要让读者喜爱,除了刊发高质量的新闻稿件外,离不开优秀的版面设计、美术插图等。

“这些红色漫画,大多采用简朴活泼的形式和粗犷的线条,内容鲜明、尖锐,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刘付春研究发现,针对当时群众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情况,通俗易懂、简便易行的漫画成为重要的宣传体裁,以帮助苏区群众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主张。

批判的锋芒也毫不留情。苏区时期,少共中央巡视员郑茂德在于都县巡视工作时,为了找钱“下馆子”,竟然偷卖了县保卫局的一匹骡子。

此事被揭露后,《红色中华》在第134期发表了一幅《贪污分子郑德茂》漫画,画中戴着五角星帽子用“办公费”大吃大喝的郑茂德,脑海里正想着一匹骡子,贪污分子的丑陋形象跃然纸上。

共产党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绘画人才在宣传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中,对红军宣传工作做了明确规定。

“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

那一时期的苏区,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漫画作者,代表人物有黄亚光、赵品三、胡烈等,无论是在中央苏区各地的墙报、传单、标语上,还是在战壕壁上、防空洞里,都能看到他们的漫画作品。

1933年7月14日,《红色中华》第1版刊发潘汉年撰写的社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的白色恐怖》,文章配发黄亚光创作的漫画《打倒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国民党》,画面上的国民党凶手举着滴血的屠刀,踏着一堆革命群众的尸骨,将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为敌的本性揭露无遗。

为《红色中华》创作漫画只是黄亚光、赵品三等人的兼职,黄亚光负责过中央政府的出版工作,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钞票和苏区邮票的设计、绘制专家。

赵品三在当时则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他主持设计了红军军装,今天我们熟悉的红军“小八角”列宁帽、灰布军装即出自这个漫画家之手。

在《红色中华》第203期,有一张欧洲地图引人注目,地图下方,几乎以半个版面的文字介绍了英、法、德、意四个国家的概况,并分析了各个国家在世界局势当中所起的作用。

“英国是最老的帝国主义国家,地处欧洲的西部……他对于欧洲大陆的政策是维持各强国的均势”;

“法国是现在欧洲大陆上最强的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是主要的战胜国”;

……

严帆说,这些历经战火幸存下来的漫画、地图等,生动勾勒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军民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反映了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获得翻身解放后,享受新的文化生活的迫切愿望。

中缝设置“农业知识”栏目,刊登“养牛须知”

从创办之初的纯文字版面,到后来漫画、图表等新样式一应俱全,尽管条件艰苦,尽管没有摄影图片,《红色中华》的版面设计一直在不断改进创新,其栏目丰富多彩,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等,还办有《赤焰》文艺副刊。遇有重要的革命纪念日或重大的政治斗争事件,还出版“纪念专号”或“特刊”“号外”。

《红色中华》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宣传和组织群众,发表对时局看法的主要阵地。其中,社论最能代表她的宣传方向和舆论导向,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项英等都给《红色中华》撰写过社论,共计80余篇。

“我们在目前的任务:是大大地向外发展;是发展革命战争,以争取苏维埃更大的发展和胜利。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严重问题——瘟疫问题……这是我们应该严重注意的问题,应该立即解决的问题。”

1932年1月13日,《红色中华》发布了第一条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这是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所写。当时的中央苏区面临敌人围剿,战事频繁。苏区的防疫工作成为当时紧要之事。

《红色中华》的栏目设置灵活轻巧,常常围绕当时党的重点工作开设专门栏目,如“突击队”“铁锤”“铁棍”等栏目,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

1933年11月26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在“铁锤”栏目刊登一篇《强迫命令的乡苏主席》,文章指出,宁化武层区黄金乡主席黄龙标,竟然用强迫欺骗的手段“扩红”,骗到了二十余个老头子,结果闹了一场大笑话。

“铁锤”,栏如其名,批评起来毫不留情。一篇篇直面矛盾而又有理有格的批评报道,像一记记重锤,锻打出一个个坚强的党组织。

“《红色中华》堪称是记录苏区风云的百科全书。”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图书馆档案馆馆长熊轶欣介绍,《红色中华》在聚焦时政的同时,还力求全面报道苏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时常刊登小发明、小知识、小常识,以此便利苏区群众生产生活,如在第171期中缝设了“农业知识”栏目,刊登“养牛须知”。

那时,邓颖超是《红色中华》的热心读者,也是一名活跃的撰稿人。她曾在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和组织部干事、中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创刊100期。为了庆祝“红中”百期刊,她写下了《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的祝愿:“‘红中’是从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发展中,生长壮大起来的。从创刊号到百期刊的过程中,它是在逐渐的改善向前发展进步着。它的编辑比前活泼,……它的发行,由几百几千而突破了三万,走向着四万,是一个群众化而得到群众爱护的报纸。”

他们是新闻人,更是冲锋在前的战士

1930年冬,王观澜告别莫斯科,结束了三年多的学习。

第二年八月,毛泽东指明要调他到中央苏区工作,除了在“一苏”大会秘书处负责宣传工作,他还参与筹备创办《红色中华》。

那一年,王观澜才25岁。他们的办公场所,只有几张桌子,编辑部仅两三个人,外加两名电台报务员。

此后担任红中社秘书长的任质斌当时只有16岁,他记得当年虽然办公条件简陋,但大家夜以继日,组稿、写稿、编稿、校稿,很累但心情舒畅。

“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大家努力吧。”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号在“发刊词”中对办报宗旨和任务进行了这样的阐述,“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达到全国的胜利。”

从此,这群富有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和红中社、《红色中华》一起成长,铭刻下一段壮烈青春。

他们是新闻人,更是冲锋在前的战士。

34岁的周以栗是《红色中华》第一任主笔,他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曾在周南女校等当教师。其间,他认识了徐特立、何叔衡等,并通过他们认识了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8年4月15日,周以栗在开封被捕。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皮肉。周以栗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是烧烙的伤痕。

出狱后,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央苏区。1931年11月,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身兼红军总前委组织部长、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

瑞金的冬天阴雨绵绵,周以栗带病工作,不久就病倒了。王观澜成为实际的业务主编,直到1932年8月调离红中社。

“她个头不高,热情活泼,操着四川口音自我介绍说:‘我叫李伯钊,来采访你’。”这是苏区时期一位红军将领眼中的红中社早期采编人员风采。

1931年秋到达中央苏区的李伯钊,是《红色中华》为数不多的女编辑。虽然她在第二年调离红中社,任中央红色政权办公室秘书,但依然坚持为《红色中华》撰稿。

在《红色中华》历任主笔中,有一位主笔的经历堪称传奇,他的工作涉及司法、检察、民政、邮电、交通、卫生、财政等多方面。

他叫梁柏台,25岁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曾在伯力省(今哈巴罗夫斯克)法院担任审判员,从事革命法律研究和司法工作。

1931年9月,梁柏台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参与起草中华苏维埃第一部红色宪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成为红色司法开拓者。

他同时还是一名红色新闻人,从1932年4月开始担任《红色中华》代理主笔,采写了《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等稿件。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梁柏台和瞿秋白等一起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3月,他在突围中不幸负伤被捕,牺牲时年仅36岁。

瞿秋白和梁柏台同年生人,同年被捕,同年牺牲。

瞿秋白从20岁起就患上严重肺病,在主持红中社的日子里,他常常坚持写稿审稿到深夜。

1935年6月,瞿秋白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坦然走向刑场,盘腿坐下,饮弹洒血,慷慨就义。

大部队长征出发前夕,他曾对战友说:“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

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对党无比忠诚的生动写照。

毛泽东同志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时如此赞扬: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新闻转瞬即逝,历史绵延不绝。

88年来,先后有150多位新华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用忠诚与鲜血写就一首首壮丽的生命赞歌:周以栗、瞿秋白、何云、李竹如、沈建图、黄作梅、李平、邵云环……

致敬!(记者刘菁、赖星、胡锦武、高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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