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一面 读后感》才能拿满分？（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16 08:56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一面》读后感作文，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确定主题：在动笔之前，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写作主题，即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可以是关于作品中的某个人物、情节、主题或者对作者的观点。
2. 结构清晰：一篇好的读后感应该有明确的结构，通常包括引言、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作品背景和主要内容，正文部分围绕主题展开论述，结尾部分总结全文，提出自己的观点。
3. 分析深入：在正文部分，要对作品中的某个人物、情节或主题进行深入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a. 人物形象：分析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特点、心理变化等，探讨人物在故事中的作用。
b. 情节安排：分析作品的情节发展、高潮和结局，探讨作者如何安排情节，以及情节对主题的体现。
c. 主题思想：分析作品的主题思想，探讨作者想要传达的观点和价值观。
4. 结合实际：在分析作品时，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感受和思考，使读后感更具个性化和深度。
5. 语言表达：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避免使用过于口语化的表达。同时，注意修辞手法的运用，使文章更具文采。
6. 观点明确：在结尾部分，要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总结全文。观点要鲜明，有理有据。
7.

世界读书日丨每一个会写故事的人都有个有趣的灵魂

故事是什么？有人说，那是让人类活下来的一种方式。在漫长的探索和进化的过程中，如若没有故事的话，我们该有多么乏味。故事是什么？或是在咖啡馆里你随意翻开的一本书，或是在深夜脑海里浮现的斑斑场景，又或者，就是身边的朋友，你们一起三言两语碰着杯，一饮而尽有些醉。这样的说法，或许更贴近我们的内心。

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故事都有所不同，它们中间一定有我们似曾相识又不曾触摸的另一面，就像那些善于写故事的人，也有着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它们和他们，就像夜里的酒和清晨的花，平淡又真实，美好又残酷。

写作废柴与躺赢玩家——起跑线算啥？能起飞还是咋滴……

提到东野圭吾，你最先想到了什么？日本推理小说界扛把子？相比推理，东野自己的人生哲理更加被人称道。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我会选择“废柴”。

小时候我们经常会被父母“批评”：“少看点电视，多看点书，成大学问家！”那个时候我们如果知道东野圭吾的故事，断不会被父母逼到墙角，拿起本书来假模假样地阅读。

作为第一代电视儿童的东野圭吾，十分痛恶纸质书阅读，在他眼里，《铁臂阿童木》更有意思。来看一段东野圭吾阅读《伽利略传》的读后感吧：“科学伟大→科学以外的学问啥也不是→语文之类的不学也无所谓→语文就是读书→所以不读书也无所谓”。其实我也可以来：“动画片好看→动画片以外的东西啥也不是→读书有啥用→读书也读不出个啥来→所以不读书也无所谓”。

而谈论起东野成为作家的梦想，也是让人大跌眼镜，“写小说不花钱，可以边工作边写，如果能得奖，说不定有大笔稿费收入，也许还能买房”。地道“废柴”言论，不过我喜欢！任凭再有腔调的少年，谁还不是为一日三餐而奔波劳碌呢……

相比东野的“废”，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历，更像是“别人家的孩子”。原生家庭幸福美满、一生生活衣食无忧、世界各地到处旅行，还时不时和英国女王共进晚餐……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平平无奇”。除了为情所困离家出走被登上报纸的那11天，她这一生，毫无波澜。

人家连离家出走都能连登报纸11天，回头看看自己，都是泪。其实阿加莎·克里斯蒂也是个普通人，和普通英国人一样爱养狗，爱看歌剧，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渴望长长久久的爱。也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同时创造了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和马普尔小姐两个名侦探角色；成为了第一个站立冲浪的英国女人；创作出了《帷幕》《神秘的别墅》《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惊世名作。

逗哏奇才、捧哏巨匠与“家族败类”——文学源于生活，是真的源于生活

传统相声里总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那么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文学，也必如此。一捧一逗能为我们带来欢声笑语，一行一字也同样拥有魔力。

有着中国科幻第一人之称的刘慈欣，应该可以说是中国想象力最为丰富的人了。得过银河，拿过雨果，捧过星云。而手捧“科幻文学界的诺贝尔奖”的他，其实是个实实在在的逗~

有人问过他，“如何成为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大刘很正经地道：“首先你得找一个既有钱又过得清闲的工作，你要是每个月都从银行拿利息，在家无所事事，想象力肯定会丰富起来的”。听君一席话，胜读一席话的感觉。像极了相声里的逗哏，站在那里说句话，就是笑料。

逗哏有来言，捧哏得有去语，拿过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的余华站了出来。有人问余华：“给《活着》这本书打几分？”“9.4分。”再问：“剩下的0.6分呢？”“去问问那个豆瓣吧！”捧哏的一语致命，演绎地淋漓尽致。我想，有无数的读者同我一样期待这两人来上一场对话，应该不比一场相声带来的包袱少。

相对于以上二位发出的捧逗言论，伊塔洛·卡尔维诺基本站在了一个“上帝”的视角，客观地看着这个世界，辩证地看着自己。他曾经自嘲：“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受到尊重，我是败类，是一个从事文学的人”。也正因为童年亲近自然的生活，卡尔维诺的作品中总是充满着童话色彩。

正应了前文所说的，文学来源于生活，是真的源于生活。因为有了在生活中的种种趣事、各异环境，才使得作家们笔下如有神助，创作出了诸多“看得见又好像抓不住”的文学作品。

偏科文豪与口红女王——你有所恨，必有所爱

曾几何时，你是否爱过一个东西无法自拔，恨过一个东西备受煎熬？文坛上还真有这么两位，爱到发狂，恨到发疯。

偏科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多少时候，因为偏科，受到老师的责备，家长的误解……但是有这么一位文坛大家，同你我一样，让偏科给折磨惨了。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重度偏科患者。对于数学，他的评价是“憎恨”！曾经说：“7和9的加法口诀，我怎么也记不住。我永远学不会除法或求平方根”。但是对于诗歌，马尔克斯看上几遍便可以倒背如流，可以说这是一位骨子里流着“偏科血”的人士。就算这样，马尔克斯依旧成为了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获得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著作了《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名著。

相比马尔克斯对数学恨到无以复加，张爱玲对口红可以说是爱到狂热，民国“口红狂魔”的称号实至名归。第一次拿到稿费，就立刻去买了当时最时髦的唇膏，她的遗物中最让世人印象深刻的也是那一大堆名牌口红。性格清冷的张爱玲，在生活中把所有的热情都寄托在口红上了，口红是她窥见欲望的一道小口，口红的红就是她的生命之火。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还能保持一颗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心，只要还有口红可以用，冰激凌可以吃，哪怕日子再难，生活总还是有希望的。

我们听过了太多的故事，它就像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娱乐形式，带给我们瞬间的快乐与悲伤，无限的欲望和满足。正因为有了故事，这个世界拥有了另外一种运行模式，在影响着我们的认知，改变着我们的处事。而那些故事背后的人，那些最会讲故事、写故事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可以延续很久的故事。

来源： 东方网

他的《她们》：既像报答，又像还泪

作者：贾嘉

那个长得好，又勤快的姑娘，差一点成了阎连科的妻子。

第一次相亲，两个人低头沉默相对，谁都不肯说一句话，过了几分钟，姑娘起身去灶房帮厨，洗菜、烧饭、扫地，甚至端起他父亲咳吐过的痰盂去倒去洗。

他沮丧地想，这场婚姻躲无可躲，退无可退。可是并没过多久，所有的隐忍认命，毁于一封被错误拆开的信。他是部队里渐具声名的作家，读《包法利夫人》的时候会激动到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去跑圈，被金发碧眼的费雯丽惊艳到恐惧；而她，尽管具备传统女性诸多美德，却是写信都要用拼音来凑字的小学二年级辍学生。他终究不能说服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安排。

这并不是一个能简单地用陈世美秦香莲模板概括的故事，在那个时代甚至不是什么新鲜的故事，比如路遥小说《人生》里的高加林。她希望通过婚姻过上好日子，但这不是他想要的好日子。他有追求自己更好生活的权利，也通过努力获得了通往新生活的车票，而她想改变命运，只能依靠他，或别的男人。

她是如此，《她们》中的大多数也一样。

阎连科花了十年的时间，为“她们”写故事——母亲、大姐、二姐、嫂子、婶娘、姑姑们、表姐、妻子、孙女、相亲对象，以及那些出现在新闻轶事和街谈巷议中的女人。她们在历史中是不配拥有姓名的，但她们是他的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存在，与他的父辈们一起，为他构筑起一个完整的精神故乡。就如曹雪芹在《红楼梦》引子里说，念及当日那些女子，何等行止见识，却注定声名湮没无闻，便决意为她们作传。

并没有注定的命运，只有受控的人生

她们的故事并不新奇，她们的经历，是我们祖母、母亲、姐姐们的共同回忆，是那几代中国农村女性命运的最大公约数。

她们生于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时代，也是新旧时代转换的渐变色，一边要适应新时代赋予的个体解放话语与角色任务，一边还要继续承担旧时代宗法体系里的角色任务。比如作者笔下的母亲，她既要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旗帜下，与男人们一起修水库，抬石头，挖沙土，即使生理期也不能停工（血顺着裤腿流下来）；那个有勇气自主选择婚姻的姑姑，觉得自己嫁去的村庄“没有饿死人”便算幸福生活；成绩更好的二姐，为了弟弟的前途（也是家族的前途）放弃上学的机会；而辛苦操劳半生的母亲，在暮年才有机会看到大海，到香港走了一趟便觉得人生值得了……

即使是那些看似极端的故事，比如那个为了集齐一百块手表出嫁而出卖身体的赵雅敏，杀死丈夫后埋尸在自家厨房地下的王萍萍，都可以在各种报纸的社会新闻里找到影子。

并不是只有波澜壮阔的人生才有被记录的价值。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恰恰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不得不选的路，不得不重复的人生轨迹。

突破常规的是仝改枝的故事，那个本来安安分分为人妻人母的女子，某次进城时偶然与一个男人发生了关系，才知道真正的“高潮”是怎么回事，于是毅然抛夫弃子，即使受骗上当无枝可依都不后悔——放在《水浒传》的时代，这是要被一刀结果了的。

在传统或半传统的社会，婚姻的最终目的是生育，与感情无关，与性需求也无关。才子佳人的感情是人不人鬼不鬼的离经叛道，而性需求则是男性的垄断专利，女性是作为性资源而存在的，甚至是可以被买卖的，她们的性需求更是禁忌中的禁忌。

对于一个传统社会的中国女人来说，从女儿到妻子到母亲到祖母，她们的身份一直被那个她们必须依附的男人来定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古老封闭的社会形态下，宗法制度和道德规则，保证了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都处在可控范围，个体的受控与认命，也构成了稳定社会的基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曾观察过中国乡村里夫妇之间的感情淡漠现象，但正是这种排除了感情的两性组合，使家庭或家族得以长期维持稳定。群体生存策略之下，任何个体的自由选择与情感需求都是奢谈，所以金陵十二钗从不是十二种命运，而是只有一种，那一个“她们”，终归是钗黛一体万艳同悲。

但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传统价值渐渐被扫进故纸堆，感情和性的禁忌仍然没有退场，社会个体的婚姻与家庭的可控，仍然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就如作者在“聊言”（每一个故事后的作者拍案说法）中所说，“千年的媒妁婚姻被打破后，婚姻权被悄然转移到革命和时代的名下了”——你爱谁，谁爱你，需要组织的审查和批准；你不爱谁，谁不爱你，也要组织的审查和批准。所以，一个年轻军官和他的未婚妻在停电的半小时内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出门或点起蜡烛，会被默认为干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丑事，结果是一个人失去了被提干的资格回乡务农，另一个背负了一生的罪责。而“我”在给未婚妻写退婚信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一旦女方不肯接受而上诉到“组织”，也会毁掉自己的人生。

没有女汉子，只有第三性

这本书的封面，用了歌德的那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

很多人都喜欢引用这句话，但解释口径五花八门，甚至还有反向的解释，比如不算很久之前，有一位知名男企业家发言说，“女性的堕落”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这句话当然遭遇了网络上几乎一边倒的批评，后来这位企业家不得不道歉说：“我想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一个国家的女性的水平，就代表了国家的水平。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越描越黑。可以想见，若是这位企业家在“我”的三婶面前讲这类话，那三婶怕是不止要请神来告男人的状，还要堵在门口骂到语难入耳、话难复述的。

今天的公共领域，男性作家介入女性话题，委实是一件危险的事。许多作家都感受过网络批判的汹涌。特别是涉及到乡俗与文明的冲突时，连怜悯与理解的态度都可能是可耻的。作者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也自嘲说“一个男人讨论女性之疑问，多少有如盗贼参与谈论一个社区的安全法”。

不过，作者虽一再声明自己无意于加入女性主义的讨论，但“第三性”的概念，注定会成为女性话题光谱中不可忽视的一面。而且，对于很多主张女性权利的人来说，这个概念是个提醒：有时候，时代馈赠的每一样权利，背后也都标好了价格。

回溯历史，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女性从家务劳动者渐渐变成社会劳动者，这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而后来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由于征兵导致的劳动力紧缺，让女性的广泛就业成为现实。从科技的角度来看，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网络时代，不断产生的新工种让女性有更多参与就业的机会，平权的呼声也渐渐成为主流。实际上，女性解放的过程，从来不是男性主动让渡权利的结果，而是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新的规训形式。

于是，当经济建设需要女性站出来的时候，“铁姑娘”那一代人成为了全民榜样；当工业化需要劳动力的时候，那些“外来妹”便要走出村庄到城市打工；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对“女汉子”“独立女性”的歌颂，也从未跳出这种角色塑造套路——多少看似光鲜的职场女性，一边要在工作上与男性寸土必争，甚至连休产假都可能是奢望，另一边还无法放下生育的天职和养育的天性，在虎妈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几十年来，铁姑娘从未退场，对女性牺牲奉献精神的歌颂也未退场。反观男性，至少在社会期待方面是一路减负的，以至于出现了“女性强则男人强”的反套路。

科学地讲，世上从来没有女汉子，只有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第三性。男女传统分工角色被打破的结果，却是一部分女性先变成“女男人”。她们还未获得平等的权利，却首先背负了双重的义务。

那个讲故事的还泪者

多年以后，当“我”在城市缔结良姻，一家三口回乡之时，那个被“我”退婚的姑娘迎面走来。“背上背着很大一个蓝包袱，左边有个三四岁的姑娘扯着她的衣襟儿，右边还有个两三岁的姑娘扯着她右边的衣襟儿，而在她的怀里边，还抱着一个女娃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一步一步走近时，我看见她又怀孕了……”

“我”拉着儿子躲进了厕所，不敢与她见面。

这个场面，比起迅哥儿多年之后重见闰土的叹惋，更令人唏嘘。设若子君未曾死去，多年之后以“豆腐西施杨二嫂”般的姿态与涓生重逢，与此差可比拟。鲁迅并不曾有机会改变闰土的人生，涓生也无力为子君的人生负责，但“我”却是曾经有可能改变“她”的人生。

“我”并没有任何义务去为“她”的人生负责。但在“她”的命运前，“我”的耻感如此深重。因为“我”的人生之所以能够不走回头路，或多或少受益于“她”不曾动用组织的力量，去拼一个玉石俱焚。

这种耻感，就像是有人会因为自己没有见义勇为而惭愧一样。在《她们》的故事中，“我”的角色除了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中所有人物的连接点，更是整个故事里最具有“既得利益”色彩的人物。作为整个家族里唯一成功逃离村庄走进城市的人，在“我”逃离的背景里，有着母亲的期待，兄嫂的承担，姐姐的退让，妻子的成全，甚至前未婚妻的放手……如果加上在这本书之外，在作者几次人生转折中从家庭获得的支持，那么，这本《她们》，对于作者而言，既像报答，又像还泪，更是反思。

阎连科在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这本书能让人对女性多一点理解和尊重。看似轻易，却并不容易做到。在两性话题版面充斥着“田园女权”和“直男癌”般粗鄙话语的现今，两性之间要互相尊重，必须设一个前提：把对方当做人，无论是“作为人的男人”或是“作为人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