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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梁晓声发新作《我那些成长的烦恼》：写作让日子变成意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刘雨涵

第三十届全国书博会正在济南举办，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新作《我那些成长的烦恼》也在此期间正式发布。“只要一家人相亲相爱，困难总是会被克服的。而只要我们对别人的帮助深怀感激,就会有更多热心的人愿意帮助我们——这是我从童年到少年的成长史证明了的。”在新作中，梁晓声首次以纪实的方式系统呈现了自己的年少成长经历，他想借此向青少年读者传递这样的生活认知。

15日，梁晓声接受了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的专访。在70多岁的年纪依然笔耕不辍，梁晓声承认写作是一件苦差事。他把自己比作一位老木匠，并表示写作生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把工作坊打扫干净，门一关上了锁，那就结束了。”

平民精神少年志气

从早期时成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到2019年凭借长篇小说《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梁晓声是一位著述宏富的作家。而这次他的新作《我那些成长的烦恼》，则是为青少年读者而创作的一部自传体成长小说。书中以纪实的方式，描写了梁晓声从小学二三年级到初中时期的成长过程，其中多个人物就是《人世间》中人物形象的原型。

“茅奖”作者写青少年读物，有专家说这是“大家小书”。而近年来，梁晓声身体力行地关注青少年教育，特别注重童书的寓教于乐功能。梁晓声将《我那些成长的烦恼》视为一本桥梁书，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可以自行阅读。考虑到这一点，他的行文所用词语都尽量简约，做到明白而亲切。同时，他表示成人也可以阅读这本书，“比如说我的同代人或者次代人，通过读这样的书可以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回忆并不是为了诉苦，而是为了重新内省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人生，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书里所传达的主要是亲情和友情的价值。”

梁晓声此次应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邀约写下这本书。此前，他曾在不同的散文作品中写到过自己的父亲、母亲、哥哥，甚至还有给弟弟、妹妹的信。在本书中，他将所出现的人物都采用了真实姓名。书中主人公“梁绍生”，正是梁晓声的原名。邻居陈大娘、老师、同学等，也都是真名真姓。之所以这样做，梁晓声说，“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一生走来，有这么一些好人给予过我帮助，我要对他们表达感谢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我的文字里印成书，把我的感情也保留在一本书里。”

名为“烦恼”，实为“苦难”。《我那些成长的烦恼》中人物所经历的层层磨难，让人看得哽咽心酸，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瓦当将这本书看做是“少年版的《活着》”。他评价说，《我那些成长的烦恼》中有着《城南往事》的中国风情，《呼兰河传》中北方中国的苍凉粗粝，《陆犯焉识》的历史凝重，还有《芳华》的青春光芒。“它书写苦难、直面苦难，不煽情，不矫情，坚信人性的光芒并充满希望。书中有着平民精神和少年志气，在当代文学中很少看到这样的精气神。”

“闯关东”后代刚直性子

1949年生人的梁晓声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他的年少时代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已经和今天的青少年相距甚远，不过梁晓声相信，现在的读者依然能够在这本书中找到共同的联结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阵地，甚至我个人的经历也未见得和我的同代人都是一样的。但正像托尔斯泰所说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能够引起一部分成长中的少年的共鸣。”

通过新闻报道，梁晓声看到今天许多孩子的成长依旧不易，甚至比自己年少时代所面临的困难还要严重。“有很多偏远山区的孩子，他们上学的路上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孩子能够坚持学习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那种生活经历哪怕在千分之一的人身上有所体现，那都是一个不小的群体。所以这本书虽然写的是自己，也是给这些孩子们鼓劲，同时是向他们表达敬意。”

在东北生活了几十年，梁晓声谈话间没有流露出东北话的口音，反倒是几次把“容易”说成了“勇易”，让人听出了山东话的尾巴。梁晓声的祖籍是山东荣成，他说自己大概是历史上最年轻的“闯关东”者的后代。“当年在一批批被灾荒从胶东大地向北方驱赶的移民中，有个年仅12岁的孓孓一身衣衫褴褛的少年，后来他成了我的父亲。”梁晓声曾在文章中这样提到过自己的父亲。在家里，当父亲把“咱”说成“砸”，他能够听出其中自豪的意味。

梁晓声不清楚自己身上是否带有山东人的性格基因，但是刚直是父亲独特的性格标签。在梁晓声的记忆中，父亲不管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很少开口去求助别人。即便因为生活困难可以向单位申请补助，他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梁晓声记得，当年邻居在谈到父亲的时候会说这位梁家大哥是“房顶开门、屋地打井”。“就说任何困难都尽量不求别人，如果没有门的话，就在房顶开一个，如果没有水的话，就地来打。”

父亲的刚直性子通过血脉又流淌在了梁晓声的身上。他说自己这一生，也不曾为自己的事情求助过任何人。“我有时候会给领导写信，那都是为了别人的困难，有些还是为了我不认识的人。写这些信的时候我是没有心理障碍的，因为不是为自己或是自己的亲友，所以就写得很仗义直言。”

生活“寡趣” 书桌耕耘

以1982年发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为起点，梁晓声已经在中国文坛执笔近40年，是名副其实的常青树。有人统计过，他发表的各类文学作品加起来已经有2000万字了。谈到保持高产写作和旺盛创作力的原因，梁晓声反倒说这是因为自己的“寡趣”。

不爱聚会，不喜社交，不上网，梁晓声认为自己在生活中是缺乏趣味的，不过也正是这样，才为自己的写作留出了充足时间。“大家的时间都差不多，现在生活中能带给我们愉悦的事情太多了。你要是很愿意出去玩，喜欢打麻将、上网，热衷在朋友圈里交流，你照样没有时间。我这些爱好都没有，这剩下的时间就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我写出来东西能印成书，大家还认为值得一看，这就把日子变成了一种意义。”

梁晓声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语言大学三个单位工作，而这些单位都不要求天天坐班。“这一点应该是很‘凡尔赛’的，也是很幸运的。这样我就能有时间阅读，进行喜欢的写作。因为我总觉得自己经历了生活中的一些事后，就有那种想写出来给人看的愿望。”

2017年，梁晓声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人世间》。上、中、下三卷本共计115万字，梁晓声是一字一句在3600多页稿纸上手写完成的。“写到最后，写得手已经不听使唤了。”此后梁晓声依旧是笔耕不辍，于去年和今年又分别出版了《我和我的命》《我那些成长的烦恼》两部作品。每天坐在书桌前手写五六个小时，对于一个正值盛年的精壮小伙来说都不是易事，更何况是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梁晓声说，到了自己现在这个年龄，写作真的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不只是消耗心血，有时候直接是一种身体的耗损。”但书桌前的不懈耕耘，让梁晓声有了丰收的喜悦。“一天能写两千字，十天写两万字，一个月就有六万字了。”

2019年，梁晓声凭借长篇小说《人世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时隔两年再来回看这个奖项，梁晓声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茅奖”都没有对自己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获奖了我也还是按照自己的文学理念在写，没有获奖我也还是在写。而且说句实在话，到70岁的时候，写作这件事已经和获不获奖没有关系，和多少稿费也没有关系，跟市场还是没有关系。现在我主要考虑的是，文学它是什么？对于不同的群体，文学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梁晓声觉得自己的写作是在拾遗补缺。“我要看一下童书的市场缺什么样的作品，我就默默地来补上。”

梁晓声说，现在他正在进行写作的收尾工作。“我经常跟出版社的同事编辑朋友们谈到，这可能就是我们编辑和作者之间关系最后的句号，以后我可能就没有精力了。”写了大半辈子书，梁晓声感觉自己现在像是一个老木匠。“一生做了很多木工活，最后当要关张的时候，他要收拾一下自己的工作坊。看一看这个活儿还没做完，那边还有一块料，希望把这些都做完之后，把工作坊打扫干净了，门一关上了锁，那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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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望，安慰才有可能

◎苗炜

2017年，乌得勒支合唱节，四支合唱团演唱全部150首《诗篇》，学者叶礼庭受邀在演出间歇做一场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关于正义的，但和观众在一起看唱诗班的演出，让他发现了另一个主题，那就是“安慰”。接下来的几年，他把“安慰”当作一个项目，2020年3月，COVID-19让世界陷入巨大的困境，叶礼庭出版了他的书《论安慰》，讲述了那些能给人带来安慰的艺术作品，包括阿赫玛托娃的诗、加缪的小说、马勒的音乐和格列柯的画作。

《诗篇》

叶礼庭说，“安慰”这个词已经失去了曾经植根于宗教传统的含义。追求成功的文化不太关注失败或死亡，安慰是给失败者的。古人和现代人都有一种悲剧感，我们都承认，有些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有些状态我们无法恢复；有些伤疤可以愈合却不会消失。然而，面对入侵我们意识、框定我们生活的喧嚣时代，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的自我控制，看看前人曾得到和给出的安慰，让我们的内心更有韧劲。

叶礼庭最先谈到的文本还是《诗篇》，“我纵使走过死亡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竿带给我安慰。”面对痛苦和损失，安慰有啥用？叶礼庭说，有希望，安慰才有可能，生活对我们还有意义，希望才有可能。犹太教和基督教拒绝接受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受苦和死亡，安慰正依赖于这种信仰，因此“安慰”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宗教思想，即便给予我们希望的意义可以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宗教有很多功能，其中一个是安慰，解释为什么人类会受苦和死亡，以及为什么尽管存在这些事实，我们仍应该生活在希望中。笛福有一本小说叫《瘟疫年纪事》，主人公穿行于瘟疫中的伦敦，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诗篇》第91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一想到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这是《诗篇》第137章，它以悲叹开始，以诅咒结束。它提醒现代的犹太人他们与祖先的关系，理解那些被赶出家园的人的持久愤怒，北美殖民地和加勒比种植园的黑奴也能明白其中被掳之苦，《诗篇》是被奴役的人们唱圣歌的来源，创造了美国黑人教会强大的福音传统。《诗篇》的权威不仅在于表达悲伤，还在于表达愤怒。其创造者是和我们一样的男女，他们知道放逐和失去是什么滋味，他们知道绝望和孤独是什么滋味，两千年来，无数人都有过同样的感受。他们要求上帝解释现实世界与他们所希望的世界之间无法容忍的差距，他们问，正义为何迟迟不来，但他们断言自己知道何为正义。在世俗化的现代世界，像《约伯记》和《诗篇》这样的古老文本仍然具有安慰的力量。

奥勒留《沉思录》

来看看俗世之人。奥勒留，我们在电影《角斗士》里见过这位罗马皇帝，白天他跟他的将军们讨论作战部署，晚上他在营地中给自己写点儿东西。他在战役中的所见所闻让他心中不安，他看到一只手或一只脚被肢解，或者一个头被砍下来时，他骑马经过燃烧的村庄时，尸体的恶臭留在他的外衣的皱褶里，他检阅军团时，也难以忍受士兵身上的臭味。晚上睡不着，他在莎草纸上写字，不是用拉丁文而是用希腊文，这是他的告解室。“每天开始时告诉自己：今天我将会遇到干扰、忘恩负义、无礼、背叛、恶意和自私。”

对于一个以建造纪念碑、建立行省、征服野蛮人、扩大帝国疆域、留下自己的半身像和证明自己伟大的大理石碑文为使命的罗马皇帝来说，忽然意识到自己在世的时光只是在异乡的短暂逗留，那种虚无感可能更为强烈。他问自己，从一百年前的韦帕芗皇帝时代起，有什么留下来——“男人和女人忙着结婚、抚养孩子、生病、死亡、战斗、宴会、开玩笑、耕作、奉承、吹嘘、诡计、诅咒、抱怨命运、爱情、囤积居奇、觊觎权力和尊严。那么多生命没有存活下来的痕迹，真令人不寒而栗。”

他的焦虑在夜深人静时加深，他以为自己的人生戏剧有五幕，但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只需要三幕，三幕就是全部。

奥勒留死于瘟疫时59岁，死于距现今的贝尔格莱德约40公里的一个军营。他之所以不朽，并不是因为他同时代人所铭记的法令或征服，而是因为一项无人知晓的秘密活动——他在深夜中写给自己的那一本《沉思录》，后人由此看到一个皇帝也无法驾驭的困惑和痛苦，唯一的办法是，独自思考，熬过黑夜。

波伊提乌《哲学的慰藉》

三百年后，罗马帝国衰亡，蛮族东哥特王国统治着罗马。波伊提乌出生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后，他家境富裕，好似活在上帝的庇护中。他年轻时翻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而后进入政坛，服务于国王西奥多里克，也正是这位国王在公元523年下令处死波伊提乌，罪名是谋反。在一间狭小的监牢里，波伊提乌陷入了绝望，“在所有不幸中，”他承认，“最不幸的是曾经幸福过。”

他提笔写作，《哲学的慰藉》是一部监狱作品。他满头白发，皮肤松弛地挂在脆弱的骨架上。一位访客不期而至，那是“哲学女神”，女神斥责波伊提乌怨憎命运，她提醒他，正如斯多葛派哲学家一直强调的那样，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命运女神主宰一切，你要时刻准备着命运女神会一下子拿走赐予你的东西：爱情，家庭，孩子，财富，名誉和事业。这些本就不是智者应该信奉的东西，它们都会在瞬息间烟消云散，不能被夺走的还是斯多葛派哲学所称的内心堡垒，哲学女神让波伊提乌把注意力集中在命运无法拿走的东西上，那就是理智。

在等待行刑的过程中，波伊提乌唤醒了渊博的记忆宫殿，以应对自己的困境。“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不会是徒劳的，祈祷也不会是徒劳的。要避免罪恶，培养美德。你们要重拾信心，存诚实的指望。如果你对自己诚实，你就有很大的动力去行善，因为你生活在一个洞察一切的上帝的眼中。”

一千多年之后，吉本写完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他说，波伊提乌那本书太含糊，太深奥，但思想的劳作可以转移作者的注意力，无畏的平静只是表演出来的，只有死亡能结束他的痛苦。被吉本称为“死亡使者”的行刑者到来，没有举行审判，就把波伊提乌捆起来，用绳子勒死他，直到他的眼睛从眼窝里伸出来，然后再用棍棒敲打。

格列柯

在西班牙小城托莱多，有一个中世纪教堂，名叫圣托梅，无数游客去那里瞻仰格列柯的画作《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这幅画描绘了两位圣徒安葬奥尔加斯伯爵的一幕。画面上部天堂，下部尘世。遗体降下地面，灵魂飞升天堂。奥尔加斯伯爵是一位西班牙贵族，1323年埋葬在圣托梅教堂，在1580年代，教区牧师委托画家格列柯来描绘伯爵的葬礼和围绕它而产生的传说。据说奥尔加斯伯爵下葬时，圣奥古斯丁和圣斯蒂芬从天上出现，帮助吊唁者埋葬他。

在画作的前景中，圣斯蒂芬和圣奥古斯丁穿着闪闪发光的金色法衣，正弯下腰轻柔地将伯爵的遗体放入他的坟墓。负责监督现场的是这幅画的委托者教区牧师。就在两位圣人的身后，站着十几名托莱多的杰出市民，他们穿黑色服装，衣领系着白色蕾丝。一位天使在托莱多绅士们的头顶上飘动，指引着伯爵的灵魂升入天堂。在那里，圣约翰，耶稣和他的门徒，都在等待奥尔加斯伯爵的灵魂。

这是一幅时间错乱的画作，伯爵穿着十六世纪的钢铁盔甲，罗马帝国灭亡时死去的圣奥古斯丁和公元34年被人用石头砸死的圣斯蒂芬都打扮成十六世纪的主角模样。托莱多的绅士被画进了两百多年前举行的葬礼。这不是时代错误，而是画家要表明，时间的层次都出现在永无止境的现在，只要有足够的信仰，信徒可以居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托莱多的绅士们看到奥古斯丁和斯蒂芬的出现，也不感到惊讶，仿佛他们正在参加一个常规的周日早晨弥撒。时间的崩溃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这幅画描绘了信仰是如何将社区团结在一起，接受超自然现象。

画家把自己画进了画里，也把自己的儿子画入其中。男孩必定是日复一日地站在画室里，看着自己的肖像逐渐成形，看着父亲试图表达他的渴望及其安慰。小男孩举着火炬站在圣奥古斯丁和圣斯蒂芬旁边。他大约八岁，穿着花边衣领和短裤子。他盯着画家。时间能安顿我们，它是单向的，不能放慢，不能逆转。未来是不可知的，过去是无法挽回的，对我们来说，时间以死亡告终，而对其他人来说，时间却在继续，就像我们从未存在过一样。这幅画的狂喜感正来自逃离时间的梦想。这种逃离时间的感觉只能通过艺术来想象，而不能经由生活来体验。

蒙田《随笔》

就在格列柯在托莱多创作《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的同一年，七百五十公里之外，蒙田开始动笔写《随笔》的第三卷。他五十六岁，仍然精力充沛，但肾结石让他疼痛难安，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他经历过宗教战争和瘟疫，到老了承认，任何试图安慰自己的努力说到底都是在欺骗和“掩盖麻烦”。没有人能与我们分享死亡。人类的同理心有严格的界限，无论一个人的智慧有多伟大，他永远不能仅仅通过自己的判断，就完全理解另一个人悲伤。他说，活着的确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前提是你接受这一切：快乐、痛苦、粪便和卑微的身体的快乐。他不信神的恩典，也不信神的怜悯，而是相信我们对生命本身的爱与眷恋。

休谟

1734年，一位23岁的苏格兰绅士，给一位专门治疗神经病的医生写了一封信。他告诉医生，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与自己的抑郁和绝望作战。但这封预约信并没有寄出，大卫·休谟在布里斯托尔的商店里做了几个月的学徒，就搬到了法国拉弗莱舍。他隐居四年，写了一本书叫《人性论》，休谟说，西方理性赖以生存的支柱——因果关系、同一性、灵魂——都是虚构的。后来，他又写了好几本书，成为当时最有名的无神论者。他说，祈祷和信仰都是一种错误的安慰，是人类创造了上帝来解释和忍受生活的不公和严酷，这样的虚构中并无安慰。在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的古典经济学的奠基文本中，他们都说，社会秩序是通过每个人对自身需求的满足以及在分工中与他人的合作来维持的，而不是依赖于对上帝惩罚的共同恐惧或对他永恒回报的希望。

贝多芬、马勒们

1804年，维也纳一位名叫多萝西娅·冯·厄特曼的23岁钢琴家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她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人们试图安慰她，但无济于事。贝多芬听闻此事，去她家坐到钢琴前弹奏了一个小时，多萝西娅第一次哭了出来。弹奏完毕，贝多芬站起来，握了握多萝西娅的手，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赞美诗、圣歌、清唱剧、弥撒曲一直在安慰悲伤的人们。《弥赛亚》以先知名言“安慰你们吧，我的子民”作为开场，于1744年在首演。莫扎特的《安魂曲》创作于1791年。威尔第和勃拉姆斯也创作了《安魂曲》。在勃拉姆斯的《安魂曲》中，悲伤的原因是他母亲的死亡。在威尔第的《安魂曲》中，是他的朋友亚历山德罗·曼佐尼之死。继承这一传统的，有捷克摩拉维亚小镇上一个犹太旅店老板的儿子。15岁时，他到维也纳学习音乐。到达帝国的首都后，他在音乐中倾注了一个外乡人的所有抱负，马勒相信，音乐应该努力为“上帝死后”的人们提供生活的意义，提供一种超然和崇高的体验，音乐必须永远包含一种向往。他在一封信中说，“你为什么而活？你为什么要受苦？这是一个巨大的可怕的笑话吗？如果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这些问题。”

马勒的作曲中包含自传性，第一交响曲中有他早夭的兄弟姐妹，他在1902年做《亡儿之歌》，为吕克特的同名诗谱曲。此诗为哀悼亡儿而作，马勒作成此曲四年后，其爱女玛丽夭折。马勒曾哀叹，“爱女之死，实为此曲预悼之故”。我们在第六交响曲和《大地之歌》中，还能听到马勒绵延不绝的悲伤。

有些体验只有音乐才能表达，有些东西是无法言说的。音乐有一种“漂浮意向性”，音乐是关于某物的感觉，但拒绝明确指出这东西到底是什么。音乐要求听者完成其隐含的意义，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会有一种理解自己情绪的感觉，这是安慰体验的核心。然而在痛苦的最初阶段，我们可能根本不会求助于音乐。一个痛苦的人可能没有时间去欣赏美。也许几年以后，你听音乐家演奏一段音乐时，回忆又回来了，音乐的潮汐效应显现。以至于你坐在黑暗的大厅里，不让两边的人看到你的眼泪，心怀感激，因为这音乐让你解脱了，安慰的工作终于开始了。这种延迟效应，有时是几年，有时是几十年，安慰可能是一生的工作。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1938年的列宁格勒，涅瓦河岸边的Kresty监狱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妇女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抵御严寒。阿赫玛托娃也在队伍中，她到这里探望自己的儿子古米列夫。这是恐怖时期，每天晚上都有人被捕。通常这些女人都不说话，因为她们知道自己不能相信任何人。但在这一天，有一个女人回过头对阿赫玛托娃说，“你能写下这一切吗？”阿赫玛托娃说，“我能”。而后，第一个女人的脸上似乎有一种近似于微笑的表情。提问的女人可能不知道身边那女人的身份，那是个49岁的寡妇，没有收入，但她是一位最恰当的见证人。阿赫玛托娃把这个场景写在了她的诗《安魂曲》的开头。

《安魂曲》是为1930年代在俄罗斯监狱外守夜的每一位女性所写，也是为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等待审讯、折磨、放逐或枪决的人所写。

我们不知道队列中的那个提问的女子是否在列宁格勒围城中幸存下来，我们对她的命运一无所知，只知道她的微笑，我们知道她渴望自己的经历被拯救，以免被人遗忘。她可能也没有机会读到这组《安魂曲》，这首诗自1940年代开始以手稿形式流传，最终于1960年代出版。

以赛亚·伯林是西方最早读《安魂曲》的人。1945年秋，当他作为英国官员访问列宁格勒时，发现阿赫玛托娃还活着，他去谢列梅捷耶夫宫的一个空房间见她。他是二十年来阿赫玛托娃见到的第一个西方访客。她把《安魂曲》念给他听，有一次，诗人停下来说，你来自一个人类的社会，在这里，我们划分为人和——她没说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在黑暗中，她的儿子古米列夫进来了，他们三个人一起吃了一盘冷土豆。伯林后来回忆说，阿赫玛托娃没有丝毫的自怜，就像一个流亡的公主，不快乐也不可接近，声音平静。战争结束了，她的儿子回家了，她表达了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这是一种她没有选择的召唤，也是一个她愿意承担的使命。

米沃什《礼物》

叶礼庭带领我们进行了一场安慰之旅，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他回忆了父母去世给他的伤痛。他说，我认识到，安慰既是一种有意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深深无意识的过程。这是我们所做的最艰巨但也是最有价值的工作。在这种缓慢、迂回、几乎无意识的方式中，你会得到安慰。你甚至可以学会感激失败教会你如何认识自己。他说，失败是一位伟大的老师，衰老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至少有一种虚假的安慰已经消失——那种自以为特殊的幻觉。失败和年长教会我们摆脱了对特殊性的任何幻想，这种幻想曾赋予你免于愚蠢和不幸的能力，但它是错觉和自我欺骗。

叶礼庭的后记是这样结束的——

1998年1月，叶和妻子在加州的家中招待波兰诗人米沃什。诗人已经87岁，流亡四十年，他要搬回家乡波兰，有时他怀疑自己能否再次看到一个自由的波兰。他照顾病弱的妻子，看着她日渐衰弱直至死去，他照顾患有精神病的儿子。现在他终于回家了。米沃什给叶礼庭夫妇朗诵了一首诗，这首诗叫作《礼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