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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5-06-12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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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学 历久弥新：《中国风骨：启功谈书论画》读后感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薛磊

启功先生生前出版了《启功丛稿》《论书绝句》《启功全集》等，已经广播士林。今商务印书馆荟萃先生书画论著于一编，且附上许多精美彩色插图，极大便利了美术史学者和普通读者研读。全书由六章构成，分别为概论、书法、口释论书绝句、绘画、怀人及启功书画。其中前四章基本涵盖了启先生在中国古代书画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品。笔者曾忝列先生门墙，后来又一直从事美术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其中大部分文章曾经反复研读。获赠新书，开卷之际，又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不揣浅陋，罗列读后随想如下。

启功

众所周知，启功先生是古代书画鉴定的大家。但是除了传统的题跋之外，先生并没有系统性的鉴定专著。以笔者的理解，这是因为先生认为文字的表述在鉴定的实际操作层面没有太大的意义。而外人看起来神秘的书画鉴定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诀，无非是多看多比较，即“经验”与“眼光”（页10），加上当代科学技术的辅助。没有机会经常接触原作的话，读再多的鉴定文字也无济于事。同样的道理，古今鉴定家与收藏家所倚重的书画著录，在先生看来，都是在“可凭不可凭之间”（页14），因为视觉经验一旦转化成文字，常常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概论”中所收录的两篇先生的名作《书画鉴定三议》与《鉴定书画二三例》，虽然都是以“鉴定”为题，其实都是“顾左右而言他”，重点是提醒读者鉴定之外的因素。《二三例》是以文史知识补充目鉴的著名案例，不待笔者赘述。《三议》除了所列的鉴定的基本原则之外，特别强调“世故人情”种种。先生的本意在于提醒研究者对于“权威”的鉴定结论保持警惕，但是对于当代美术史研究者而言，又另有一层启发意义：在释读前人书画题跋或著录的时候，不能想当然以原文书面意思理解、直接当作一手史料使用，而要全面考虑相关人物（艺术家、赞助者、收藏家、观者等）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辩证地解读。这也正是近年来美术史中愈显重要的“情境（或脉络）研究”的旨趣所在。

《中国风骨 启功谈书论画》作者：启功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笔者求学域外时，曾帮助几位专攻中国艺术史的博士生翻译精读《三议》。几位同学都非以汉语为母语者，翻着字典逐字对译，常常捉襟见肘。尤其到“世故人情”处，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如今想来，除了语言障碍之外，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差异。先生所揭橥的鉴定领域中的“潜规则”，就算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者，也未必能心领神会，何况古今中外之隔。有趣的是，《三议》文章本身有非常契合现代西方学术所谓“批判性思维”之处。读者不难发现，文中所举许多例子，其实都是对于“权威”的挑战以及对于自身研究结论的反省。先生所拈出的“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三条（页7），不仅总结了书画鉴定工作应持的态度，也体现了现代学术规范所要求的独立和批判精神。

“概论”部分中《故宫古代书画给我的眼福》一文，是先生自述学习书画鉴定的经历。今天看来也是了解近代以来美术史研究源流的重要史料。19世纪20年代后期，故宫开放书画供社会大众参观，成为其向现代博物馆转型的重大举措之一。大量秘藏内府的书画，突然出现在公众视野，对原有的书画知识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文中启先生回顾年轻时在故宫书画展览会上所受到的触动：眼前所见古画真迹，竟然完全不同于此前在《芥子园画谱》所见的版刻图像、也无法印证于传统题跋著录中的描述（页16）。正是由此巨大落差出发，先生和其他美术史学者在史料批判和原作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现代意义的中国美术史学科。

本书第二、第四章所展示的，即是先生在古书画研究方面筚路蓝缕之作，集中体现了先生面对书画原作，结合艺术风格、物质材料、文献考证等多层面的现代研究方法。也充分展示了上述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其中《山水画南北宗说辨》一文开章明义，就提出了廓清“伪史料”和在其基础上建立的伪历史（这里指董其昌所臆造的山水画历史叙述），呼吁“具体地从作家和作品来重新做分析和整理”。了解先生书画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影响，读者可参看傅熹年先生《学术研究与艺术鉴赏的完美结合》（见文物出版社编《以观沧海：启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以及本书第六章王连起先生大作中的相关评述。这里笔者仅提请读者注意一个细节。在文章中，经常可见先生感叹“影印技术”带来的便利，在今天读者看来或是理所当然,但是在先生的时代，古代书画的照相复制确实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西方，正是照相技术发明，使得艺术品或建筑物图像可以进行大规模收集、分类、比较、分析，从而奠定了现代美术史研究与教学的基本方法。先生虽然未曾专攻西学，显然很快意识到了照相复制即将带来的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的方法论革新，并指出了传统学术过分倚赖著录文字的误区。早在20世纪40年代，先生即提出了利用照相资料建立数据库，进行书法史研究（见本书《晋人草书研究》）。在先生自己的书画论著中也随处可见，在原作研究的同时充分利用了照片资料。先生晚年对于学术研究中使用新兴技术的兴趣有增无减，密切关心当时刚刚开始的书画图像资料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辅助研究。去世前几年，先生还曾发愿学习使用电脑。可惜当电脑在书房配置完毕后，却因为目疾复发和其他身体状况，未能如愿。

《论书绝句》百首是启先生书法史研究心得汇总。此前已有先生附于每首诗之后的原注和赵仁珪先生注释（见三联书店版《论书绝句·注释本》），帮助读者理解。本书别出心裁，采用了先生晚年口述解释。读之仿佛可见先生音容笑貌，倍感亲切。其中尤其引人入胜的是先生随兴所至的风格评论。自古书法评论容易流于玄虚，或多用比喻乃至不可捉摸。先生语言虽然是白话，却非常具体入微、准确生动：“他（董其昌）绝不在哪点特别用力，如果他偏重用力，某一点就会突出，强调某一点，别的地方就会有不足之处”（页112）；“结字聚字心之势，即笔画聚在中心，四外散开，用力这一笔，不管长短，总能把笔心的力量使出来。这是柳公权书法的秘密，也就是黄庭坚书法的秘密”（页195）；“他（宋高宗）大约拿笔拿得很紧，笔管跟手指都靠近掌心，这样来写，所以左边一撇不得力，右边一捺又捺得很重。同是一个扁跛……苏东坡的扁是轻松，宋高宗的扁是急迫”（页200）。诸如此类妙语，都是来源于先生自己临池的观察和体悟。对于书法爱好者而言，不啻为度人金针。对于书法史研究者，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美术史研究中的风格分析方法，往往执著于作品的最终视觉形态，对于过程则因其琐碎而常常忽视。然而书法恰恰是过程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身体运动留下的踪迹（以笔者的理解，即先生常常称引的“肉迹”，见本书页90）。先生这些貌似随兴的评论，其实直切书法艺术的核心，也指出了书法史研究的关键环节。

启功先生自作论书绝句百首之一。先生作论书绝句百首，为先生诗词、书学理论的重要作品。

本书末尾精选收录了先生不同时代的书画作品，其中一副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页401），可以理解为先生的夫子自道。读者应该已经注意到，尤其在学术文章中，启先生“简浅显”的文风格外突出，与先生典雅的文言题跋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切勿因此等同于内容本身的简单浅显。相反，先生化繁为简的行文，对于读者的学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启功自作五言联 先生用朴素的语言揭示作文、做事要义，看似平常，实最高境界。

笔者稍窥书画研究门径，再读先生旧文，常常会恍然大悟：自己正在思考的所谓“前沿”问题，其实早就隐藏在先生平实的文字之下。究其原因，乃在于先生的文章是基于非常人所能及的对一手资料的观察、开放的学术视野以及独立的思辨。因此虽然先生不曾撰写大部头专论，却以自己的切身经验，为古代书画研究开启了无数法门。俗谚有“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先生曾风趣地形容自己的学问是“猪跑学”。通读本书，读者或可领会其中深意。（责任编辑：孙小宁；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博士、俄勒冈州立大学副教授）

读书｜柴剑虹：重温启功先生祝贺中华书局局庆诗词有感

启功（资料图片）

1987年新春风和日丽的一天，我到母校北京师大家属院红六楼看望恩师启功先生。这天难得先生家里无访客，可以从容闲聊。谈及中华书局即将举办创办75周年局庆活动，先生像往常一样，递给我一个他撰写诗词初稿的小本子，说：“哦，书局领导让我为局庆写诗，我刚写得一首《定风波》词，您瞧瞧！”我遵嘱拜读，全词如下：

定风波一九八七年新春

中华书局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征题。余曾参预《清史稿》标点之役，在局七年，前尘可忆，拈此为颂。时年亦七十又五矣。与我同销万古愁，蓦然七十五春秋。细校精刊传伟绩，无敌，青箱荩箧不胜收。点笔每评清史馆，擎杯共醉办公楼。旧事七年如梦寐，堪味，至今一岁一回头。

我觉得启功先生以《定风波》词牌作词，好像是第一回，而且这词抒写了自己与书局同年庆生的身世感受，写进了他在书局参与点校《清史稿》的经历，“万古愁”“蓦然”“伟绩”“无敌”“如梦寐”云云，确实颇堪回味。于是我征得先生同意，掏出纸笔将全词抄写下来。抄写时，启先生还叮嘱：“这是草稿，您先看看，先别外传，待我修改。”当日回家后，我将抄录这首词作的一页纸夹进了启功先生的一本著作中。 后来局庆期间，启功先生是否将这首贺词修改定稿后递交书局，我就不清楚了。现在，书局110周年诞辰庆典在即，我偶然翻出此纸，引发了应该写篇短文的念头。近日，经询问管理书局档案的胡彬女史得知，档案目录中有“启功字一轴（七十五周年）”，但书画实物堆置于顶柜中，不便寻出打开查阅。她曾建议书局这些珍贵的档案应该电子化做数据库，既便于查找，也是必要的保护措施。我很赞成她的建议，当然尚待领导首肯并具体落实。

经查阅收入《启功全集》第六、七两卷的先生诗词作品，连少许“联语”总计近1200首，其中词作88首，用得最多的词牌是《南乡子》（24首）、《鹧鸪天》（13首）、《十六字令》（11首），果然没有一首《定风波》词。全集中收了3首贺中华书局局庆的诗词，分别是：

中华书局 七十周年纪念

开局迢遥七十周，芸编与我共春秋。

青灯仍奋三馀笔，鸿业新看百尺楼。

焚后奇观书有种，镌来善本字精雠。

赓歌尚忆怀铅乐，片席当年预胜流。

（《启功韵语》卷四，署1981年）

中华书局 七十五周年纪念

文明教育藉缥缃，懋绩丰功世不忘。

七十五年人共寿，瑯函如海业辉煌。

（《三语集外集》署1986年11月）

如梦令 中华书局八十周年题

八十周年特刊，事业蒸蒸不老。出版尽香花，没有

一根毒草。真好，真好。伟大中华之宝。

（《三语集外集》误署为“20世纪80年代”）

据2012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记载：1987年“2月25日《联合书讯》‘纪念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特刊’出版。刊出陈云、周谷城、楚图南、王子野、启功、顾廷龙为我局成立75周年的题辞”。我没有找到这份《联合书讯》特刊，但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查到该特刊的题辞照片，启功先生所题即是《三语集外集》所收的那首七绝诗，所署日期为1986年11月4日。所以，书局档案柜中的启功先生贺书局75周年条幅所书，应该即是这首七绝。那么，为什么启功先生在第二年新春又写一首纪念书局成立75周年的《定风波》词让我抄？而且后来是否修改定稿？为何既没有呈交书局，也未收入诗词集？我不能妄加推测。似乎成了一首颇可推究的“佚作”。

启功先生这首《定风波》第一句，将李白名篇《将进酒》的末句“与尔同销万古愁”，改一字化“尔”为“我”，不仅有“时空穿越”之感，而且一开头就贴近了自身与书局“七十五春秋”同悲喜、共甘苦的心境。先生以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万古愁”，借寓古今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磨难，当然也包含了书局与他个人的曲折历程，而在1912年至1987年这75年“弹指一挥”的“蓦然”之间，却可一朝“同销”——这正抒发了他为国家进步、为书局庆贺，也为自己庆生的喜悦心情。“细校精刊”以下三句，则精炼地写出了中华书局在传承优秀文化中的丰功伟绩与古籍整理出版界无可匹敌的卓越地位。在词的下半阕，启功先生简要回顾他于1971-1977年在书局参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的“旧事”。记得先生常常对我说起，当时得以从学校里的酷烈环境中脱身，到相对平静的书局办公楼从事古籍点校工作，实为平生一大幸事。从先生有幸保留的简要日记可知，他于1971年8月30日在师大中文系的军宣队处开了证明信，到王府井大街（当时改为“人民路”）36号的中华书局办公楼报到，被分配参加《清史稿》点校工作，平时就住宿在楼里，工作之余，晚间还可以和其他一些先生到附近的小酒馆用餐或回办公楼宿舍聊天、小酌，所以有“擎杯共醉办公楼”之句。期间，他虽然因患严重的颈椎病、美尼尔氏综合症要去医院治疗，他夫人也因病重住院后于1975年初去世，他仍兢兢业业地从事《清史稿》点校工作和《诗文声律论稿》的著述，除了参加日常的“政治学习会”外，有时一天点校超过一万字，还有文字的复核工作，故上录他贺书局70周年的诗中有“青灯仍奋三馀笔”之句——“三馀”的典故出自《三国志·王肃传》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即“冬者岁之馀，夜者日之馀，阴雨者时之馀也”。1977年9月，启功先生结束在书局的点校工作回到师大，为恢复高校招生后的教学工作做准备。该70周年诗中“焚后”一句亦寓庆幸书局恢复编辑出版业务，自己得以“预流”古籍整理研究事业，能够继续为传承中华文化贡献力量之意。

1978年3月，启功先生被推举获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但其时尚未恢复其教授职称。当年夏秋之际，北师大中文系招收我们这新一届古代文学研究生时，启功先生还不在导师名单中。1979年初，北师大党委下达文件，正式改正先生1958年初被打成“右派”的错误；3月经上级批准“同意提升为教授”，4月下旬正式恢复了原级别、职称，中文系才安排将先生列入研究生导师行列为我们授课。1981年夏秋之际我读研毕业前，启功先生多次跟我谈起他在中华书局的经历，充满感情地说：“书局是我第二个家！”之后还推荐我进入中华书局做编辑工作。大约正是当年岁末，他为纪念书局成立70周年题写了一首七绝诗。该诗中的“共春秋”，75周年诗中的“人共寿”，都表达了作为书局“同龄人”与“第二个家”同庆寿诞的心情。75周年诗中特地将书局的出版工作表彰为建设精神文明的“懋绩丰功”，80周年的词中则直白地将“出版尽香花，没有一根毒草”赞誉为“伟大中华之宝”，语浅而意深。

启功先生为出版社、学校、文化机构等撰写的庆贺诗词甚夥，其中为中华书局所写数量最多，即除了前面所录4首诗词外，还有为《文史》创办十周年，为《文史知识》创刊五周年、十周年的贺诗，均韵律规整、内涵丰富，且风格独异，而他的这首词作特地采用《定风波》词牌，将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与个人痛定愁销的身世际遇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一岁一回头”沉郁顿挫的吟咏之中，将交织着忆旧、念旧、怀旧的真挚情感，同“不温习烦恼”、努力求进的达观心态融汇一体，这在启功先生的上千首诗词作品中亦属罕见。35年过去，虽是“弹指一挥间”，而瞬间睿智可越千年，先生此词所蕴含的思想营养，实在是值得我们今天细细品味和汲取的。

启功（左）与柴剑虹（资料图片）

从1981年启功先生推荐我成为中华书局的一名编辑，至今也已整整40年了。中华书局即将迎来创办110周年的喜庆日子。从神州大地沐浴改革开放春凤呈现万千新气象，到中华民族进入百年新征程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书局从计划经济框架下的分工从事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编辑出版的事业单位，转变为坚持守正出新，需要自负盈亏、上交利润的国有企业；正式员工人数从我进局时的不足百人，到目前在岗的358位，新生力量日趋雄厚；一年出书品种也从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中期的200种左右（如我进书局的第二年1982年出书205种，其中新书129种；1997年出书137种，其中新书76种），飞速增长为近期的每年一千五六百种（如去年新书533种、重印书934种，今年新书近500种、重印书约1100种），其中为读者青睐的好书层出不穷。十年前我奉命与李爽、杨一两位负责编辑《中华书局百年总书目（1912-2011）》时，统计书局百年间的出版物约3万种，如今已超4万种，发展之快，变化之大，难以细说，但诚如启功先生词中所云，依然保持了“细校精刊”的好传统，创造了“青箱荩箧不胜收”的文化伟绩。尤其需要在此强调的，启功先生为书局近200种出版物题写的书签，可谓当代出版史中无与伦比的墨宝，欣已结集印行；北京、香港两地中华书局出版的启功先生著作已达20多种，累计印数近40万册，真正是“瑯函如海”，惠泽今人后世（其中《汉语现象论丛》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对于我本人来说，在书局古代文学编辑室6年，《文史知识》编辑室10年，汉学编辑室7年，退休至今17年（其中返聘七八年），自觉虽做不到“一岁一回头”，没有更多值得可忆和“回味”的“前尘”，但是始终牢记着恩师启功先生的谆谆教诲，努力将做一名“学者型编辑”和出好书的“传薪人”，当作自己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贡献微薄之力的核心要务，未曾敢有丝毫懈怠之心。如今临近耄耋之年，在与书局其他160余位离退休人员同庆中华书局110周年丰功伟绩之时，藉温习启功先生贺词撰此小文表达自己的些许感受。

（2021.12.25）

作者：柴剑虹

编辑：金久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