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策美文教你学写《《震动》读后感》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6-14 21:41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震动》读后感的作文时，以下事项需要注意：
1. 理解作品主题：首先，要深入理解《震动》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包括故事背景、人物关系、情节发展等。这有助于你更好地把握作品的内涵和表达。
2. 分析人物形象：在作文中，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包括他们的性格特点、行为动机、心理变化等。这有助于展现你对人物的理解和评价。
3. 评价作品艺术手法：分析作品在情节、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的艺术手法，如对比、象征、隐喻等。评价这些手法在作品中的运用效果，以及它们对作品主题的表达作用。
4. 结合自身感受：在作文中融入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如对作品主题的认同、对人物命运的同情、对情节发展的期待等。这有助于使你的读后感更具个性和感染力。
5. 突出作品亮点：在作文中，着重强调《震动》这部作品的亮点，如独特的题材、深刻的主题、生动的人物、精彩的情节等。这有助于引起读者的兴趣。
6. 保持客观公正：在评价作品时，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看到作品的优点，也要指出其不足之处。这有助于使你的读后感更具说服力。
7. 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在作文中，要合理安排段落结构，使文章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可以按照以下结构

以《红高梁》震动文坛 莫言用灵性激活历史，弘扬民族精神

198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梁》，震动了整个文坛。小说以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壮怀激烈的民间抗日故事，赞颂民族大义，弘扬民族精神。这部小说是强悍的生命力和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小说的主人公——“我爷爷”“我奶奶”身上迸发出的蓬勃生命力和自发的爱国热情，令无数读者震撼、感动。《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也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它不仅为莫言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埋下了伏笔，也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打了先锋。

莫言题写的书名《红高粱家族》

1985年秋，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的莫言与几个当时同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学员一起，去北京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参加了一个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正是这次座谈会促使他在3个多月后拿出了一部脍炙人口的抗日题材小说，这便是他早期的代表作——《红高粱》。

这个题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与以往的座谈会略有不同，既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也意在促使军事文学创作出现更多的大作品。会上，一批老军旅作家对中国军事文学创作现状甚为担忧，他们拿苏联的战争文学与中国的作比较，说苏联的卫国战争虽然只打了4年，但是反映卫国战争的文学层出不穷，孕育出了5代描写卫国战争的苏联作家，而我国有着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历史，却没有产生多少战争文学，更没有出现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的文学经典。而中国的新军旅作家更是面临着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问题，这影响着军旅文学创作的发展。

老军旅作家们对经验断代的担忧不无道理，然而莫言颇不以为然，“我当时就说，我们固然没有见过日本鬼子，但我们可以通过查资料来解决。我们虽然没有亲自打过仗，这种间接经验还是有的。我们毕竟当过兵，也搞过军事演习。没有亲手杀过敌人，但看过杀猪、杀鸡的，都可以移植到我们这边来。”一些老作家对这样的说法嗤之以鼻，这让年轻气盛的莫言憋着一股子劲。

莫言能够很快拿出一部令老军旅作家信服的战争文学作品来，容易让人归功于其天才的创造力。其实，《红高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莫言青年时期的工友张世家为他提供的发生在家乡的抗日战争素材。

《红高粱》发表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

莫言在《〈红高粱〉与张世家》一文中首次披露了《红高粱》创作过程中的重要细节。1983年的春节，莫言回老家山东高密探亲访友，与旧时的工友张世家喝酒。张世家否定了莫言此前的军事文学创作，“根本就不行”，并质问莫言：“咱们高密东北乡有这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去写那些你不熟悉的事？什么海岛，什么湖泊，你到过吗？”随后，他向莫言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公婆庙大屠杀”的历史。张世家是公婆庙村人，他的一个亲属在那次屠杀中受了伤，对这一事件了如指掌——“1938年3月中旬，游击队在孙家口村大桥头埋下了连环铁耙，伏击了日本鬼子的汽车队，经过浴血奋战，打死日本鬼子39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少将中冈弥高。几天后，日本鬼子大队人马前来报复，但被指错了方向，没包围孙家口，却包围了公婆庙，屠杀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百余口，整个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这则悲惨的抗日战争故事，最初并没有引起莫言的创作兴趣，直到几年后他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这则故事猛然撞击了他的灵感之钟。

莫言对“战争感觉”的准确把握也协助其完成了这部并非来自自身战争经验的作品。莫言1976年参军入伍后一直没有得到上战场的机会，对于战争氛围的铺垫可谓无从下手，然而莫言想起了他在黄县当兵期间，一次雾中检靶时差点被误伤的经历。靶场上的他栽倒在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就从这次雾中打靶的经历，我进入了战争的感觉。所以《红高粱》里一开笔就是一场大雾”。

如果光有战争新素材的获得与战争感觉的把握，莫言的《红高粱》还是难以完成对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五老峰”的逾越。“五老峰”即老题材、老故事、老典型、老主题、老手法，在教条主义影响下，军事文学创作一度呈现出历史战争题材单一、主题思想浅显、艺术手法陈旧的创作倾向。《红高粱》的成功还得益于莫言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的重新理解。莫言发现，“文革”前大量的小说都是写战争的，但当时小说追求的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往往是从战前动员写到战役的胜利，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也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莫言意识到，新一代作家如果再这样写绝对写不过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即便写得与老作家同样好也没有意义”。他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作家营造一个战争的环境，再把人物放进去进行试验，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灵魂实验室”，这也是莫言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与手法的重新理解。

“那你就给章仲锷打电话，帮我把稿子要回来，你的态度必须明确！”

莫言对战争素材的提炼、对战争感觉的准确把握以及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的重新理解使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非常顺利，“只用了一个星期，我就写出了初稿，又用了一个星期，抄改完毕”。小说在1985年年底经历两周的时间完成，本该刊发于《人民文学》——一直紧盯莫言创作的《人民文学》编辑朱伟在《红高粱》创作之初，就向莫言下了“订单”。然而手稿意外地被《十月》的编辑章仲锷半路“劫”走了。

以《红高粱》为首篇的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1987年5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朱伟与莫言的相识缘于莫言刊发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朱伟看后很喜欢，“至今仍认为，这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中篇小说”。因为这篇小说，莫言接到了《人民文学》在1985年夏天举办的青年创作研讨会的，朱伟与莫言由此相识。此后，朱伟就开始向莫言约稿，“从1985年到1986年年底，我骑着一辆凤凰牌破自行车，就这样经常跑军艺，莫言当然是最重要的追踪目标。他给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是《爆炸》”。《爆炸》刊发于《人民文学》1985年第12期，从这部中篇小说，朱伟看到了莫言叙事中那种“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由此也更加看重莫言的创作。

在《爆炸》发表后，莫言与朱伟首次谈起他想以家乡高密为背景，创作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构想：“高密家乡有太多精彩的土匪传奇，高粱地为土匪出没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朱伟听到后，对这个创作话题极感兴趣，就预先向莫言“订货”，叮嘱他，“第一篇写完了一定要先给我”。鉴于上世纪80年代初各大编辑部之间抢稿事件时有发生，朱伟隔三岔五地去看莫言，但又不敢过多询问莫言的写作进度。一次看望莫言时，问他写完没有，莫言说他刚写完，但稿子被《十月》的编辑章仲锷拿走了。朱伟当场就急了：“我们事先已经说好的，怎么能写完就给了他呢？”莫言也很无奈：章仲锷是文坛伯乐，《十月》杂志的创刊人之一，他提出想看看稿子，“坐在那儿看完了就一定要拿走”，“他那么好的人，我实在没有办法”。朱伟当时就生气了，对莫言说：“那你就给章仲锷打电话，帮我把稿子要回来，你的态度必须明确！”

朱伟又自己给章仲锷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很严厉地说：“老章，你是前辈了，这稿子是莫言说好给《人民文学》的，你怎么能不讲道德就把稿件拿走了呢？如果文学界都这样，那还有信义吗？你马上给我把稿子退回来。”事后，朱伟说，亏得章仲锷老先生雅量，在电话里并没有和他争辩，过了两天他就收到章仲锷退回的稿子，《红高粱》最终得以顺利地刊登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

小说刊发前正值春节，莫言在高密休假，收到了《人民文学》编辑的信，信上说《红高粱》得到了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的好评。

英文版《红高粱》

《红高粱》凸显了民间抗日力量的勃兴，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

《红高粱》讲述了高密东北乡“我爷爷”余占鳌组织民间力量，在孙家口村大桥头设立伏击圈抗日的故事。在小说中，莫言塑造了从“土匪头”转变为“抗日英雄”的余占鳌形象。

“我爷爷”余占鳌原是一名轿夫，在送新娘子到十八坡李大头家时遇到劫匪，他奋勇救下了新娘戴凤莲，同时爱上了她。余占鳌与戴凤莲在高粱地相爱，从而让戴凤莲成了“我奶奶”。余占鳌因生活所迫经常在高粱地杀人越货而落草成土匪头。然而，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时，余占鳌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成就民族大义这一边：

余司令怒冲冲地骂：“舅子，你打出王旅的旗号也吓不住我。老子就是这地盘上的王，吃了十年胩饼，还在乎王大爪子……”

冷支队长冷冷一笑，说：“占鳌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饷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你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作为土匪头夫人的戴凤莲，也有响遏行云的豪气，主动扛起民族大义的旗帜：

冷支队长坐下，抽出一支烟点燃。

趁着机会，父亲捧着酒坛上去。奶奶接过酒坛，脸色陡变，狠狠地看了父亲一眼。奶奶往三个碗里倒酒，每个碗都倒得冒尖。

奶奶说：“这酒里有罗汉大叔的血，是男人就喝了，后日一起把鬼子的汽车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

奶奶端起酒，咕咚咕咚喝了。

余司令端起酒，一仰脖灌了。

冷支队长端起酒，喝了半碗。放下碗，他说：“余司令，兄弟不胜酒力，告辞啦！”

奶奶按着左轮手枪，问：“打不打？”

余司令气哼哼地说：“你甭求他，他不打，老子打！”

冷支队长说：“打。”

1990年，写作时的莫言。

在小说《红高粱》中，作为土匪头的“我爷爷”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成了抗日的中坚力量，余占鳌率领一支由二十多个村民组成的民间抗击力量，领导了一场悲壮的青杀口伏击战，力战到最后一刻：

夕阳西下。汽车烧毕，只剩下几具乌黑的框架，胶皮轱辘烧出的臭气令人窒息。那两辆未着火的汽车一前一后封锁着大桥。满河血一样的黑水，遍野血一样的红高梁。

《红高粱》凸显了民间抗日力量的勃兴，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这在1985年前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格外抢眼。

小说以大片大片火一样红的高梁地，象征着这方土地上的人民强悍的生命力：

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

“我获得某种艺术满足，就像喝了小说中写到的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畅”

《红高粱》在《人民文学》刊发以后，《当代作家评论》于1986年第4期一次性推出四篇评论莫言作品的文章，一时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莫言从1984年的寂寂无名，到1985年初因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而崭露头角，而后继续发力，1985年共发表了5个中篇、8个短篇，还有几篇散文随笔，这一骄人的成绩让文坛记住了莫言，也让莫言顺利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而1986年初《红高粱》的横空出世以及评论界的共同关注，使得莫言这个初出茅庐的文坛新秀一下子成了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这一年评论莫言的文章有40多篇，对《红高粱》进行专论的就有近20篇。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的莫言

评论家雷达读罢《红高粱》，“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悚和惊异：震悚于流溢全篇的淋漓的鲜血，那一直渗沥到筋肉的真实感觉；惊异于作者莫言想象力的奇诡丰赡，他笔下战栗着、战叫着的半个世纪前的中华儿女，不仅是活脱脱的生灵，而且是不灭的魂灵”。

作家从维熙在《“五老峰”下荡轻舟——读〈红高粱〉有感》一文中认为，莫言的新作“在老题材下开拓出新意”，是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下“忽而荡出一叶小舟”的潇洒之作。李清泉在《赞赏与不赞赏都说——关于〈红高粱〉的话》中称赞道：“我觉得《红高粱》是强悍的民风和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驰名的《黄河大合唱》的某些部分，可以和《红高粱》的某些部分在听觉和视觉上相互参照和相互辉映。我获得某种艺术满足，就像喝了小说中写到的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畅。”

《红高粱》受到了文坛评论界的一致推崇，很多重量级的批评家纷纷撰文分析莫言的文本，如李书磊的《文体解放与观念解放——也谈〈红高粱〉》，季红真的《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雷达的《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陈思和的《声色犬马皆有境界——莫言小说艺术三题》，李洁非、张陵的《精神分析学与〈红高粱〉的叙事结构》等。这些评论文章全方位地对《红高粱》进行了评点，“红高粱”的象征寓意、生命意识与民族精神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就连小说中余占鳌恶作剧地在高粱酒中撒尿而意外地酿出好酒的细节也为人津津乐道。

浓郁的民族风格、自由奔放的生命力与高涨的爱国热情相融合，成就了电影《红高粱》

《红高粱》也让影视界对其“虎视眈眈”。1986年夏天，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张艺谋找到莫言，提出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莫言、朱伟与陈剑雨三人共同承担电影剧本的改写。莫言对张艺谋非常信任，“什么要求也没提”，他认为把小说文本交给张艺谋是对其小说最好的交代。

电影《红高粱》剧照，巩俐饰戴凤莲

《红高粱》电影剧本的改编与同名小说差别很大。首先体现在作品的叙事上。小说文本的叙事采用了意识流和倒叙的双线结构手法：一方面用意识流的方式讲述“我爷爷”余司令带领村民在孙家口桥头伏击日本汽车的故事，另一方运用倒叙、插叙讲述“我爷爷”“我奶奶”的情爱故事，最后两条线交织在一起，讲述了一个民间力量抗日的悲剧故事。电影剧本的叙事则采用了单线结构手法，清晰完整地讲述了一个“我爷爷”“我奶奶”谋划在高粱地里打伏击战的故事，加强了人物性格、人物命运的内容，凸显人物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自由生存方式。其次，电影剧本删除了小说中任副官与冷支队两个人物的内容，把一个复杂的抗战故事变成一个纯粹的民间自发组织抗日的故事。另外，电影增加了余占鳌“肉铺斗秃三炮”的情节，增加了两次《酒神曲》的演唱，使作品变得更加富有民间色彩和浪漫色彩。“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电影插曲迅速传唱开来，成为一个时代的生动记忆。

《红高粱》电影剧本的改编，使叙事变得更加流畅，人物个性更加鲜明。浓郁的民族风格、自由奔放的生命力与高涨的爱国热情相融合，成就了电影《红高粱》。1987年，电影《红高粱》完成拍摄并开始上映，迅速打动了亿万观众，获得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1988年2月，《红高粱》在联邦德国上映，一举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在国外电影节获奖的作品。电影《红高粱》的巨大成功反过来又扩大了小说《红高粱》文本的影响，也让青年作家莫言与青年导演张艺谋开始有了走向国际舞台的“野心”。

电视剧《红高梁》剧照，周迅饰戴凤莲

《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

《红高粱》及其后续的《高粱酒》《狗道》《奇死》《高粱殡》一系列作品成就了莫言“高密东北乡”传奇抗战故事。《红高粱》的爆红不但使莫言在中国文坛名声大噪，也让世界文坛的翻译者们对他的作品青睐有加。《红高粱》与稍后出版的《红高粱家族》被翻译成日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希伯来文、挪威文、瑞典文、越南文、韩文等多国语言文字。2001年，《红高粱家族》还被《今日世界文学》杂志评为75年来全世界40部杰出作品之一，也是入选的唯一一部中文小说。

在《红高粱》之后，莫言的创作之路越走越稳健。然而，莫言又是一个不容易满足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求新求变，接连创作出《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小说，不断向更高的文学殿堂攀登。

2001年，鉴于莫言创作上的突出成绩，中国作协决定将“冯牧文学奖·军旅文学创作奖”颁发给莫言，授奖词这样写道：“莫言以近二十年持续不断的旺盛的文学写作，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虽然，他曾一度在创新道路上过犹不及，但他依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创作于八十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2012年10月，莫言凭借为其带来巨大声誉的《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等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可谓实至名归。

丁捷：“纪实”是一种文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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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丁捷的读者都知道，他曾是著名的青春作家，长篇小说《依偎》斩获七项国内外大奖。近年来，他的创作脱虚向实，先是抛出“问心”三部曲，引起广泛讨论。近日，他又出版了以江苏交通事业为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三”生有幸》。

△丁捷

为何近年来的创作重心转向了纪实文学？

丁捷一直认为，文学应有效介入现实，切实发挥社会效用，“如果文学一点社会效用都没有，越来越小众，最后被边缘化，文学也许会慢慢消亡，这是所有文学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希望以个人的微薄之力抓取一些大家了解却又无法细究的现实主义题材进行创作，也许能发挥文学的现实作用。”

对丁捷而言，“纪实”是一种文学责任，“虚构”则是一种文学理想。如果说现实主义来源于他多年来踏实行走在大地上的见闻和思考，那么浪漫主义则根植于作家的天性。难得的是，丁捷在两个方向都取得了斐然成绩。

01

因父亲在交通运输管理站工作，童年时期的丁捷常随着船队在水上度过暑假。日行百里，夜枕波涛，他在旅途中萌发了对远方的向往，也灌入了蓬勃的诗意。徜徉中，丁捷写下了他的文学“处女作”，一首咏叹汽车和公路、轮船与江河的诗歌。

这份对交通的情怀摇曳至今。丁捷一直想写一部围绕运输船员的爱情和命运展开的小说，只是迟迟未动笔。所以当受邀前往江苏交控调研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2022年的酷暑，高速公路路面温度将近70摄氏度，丁捷穿着养护工装，足蹬2.5公斤的特制鞋，随高速养护工奔波于站点之间，曾出现过中暑昏迷。同年冬天，丁捷前往黄海的海上风电场体验“风电小哥”的生活，经过一整天的海上摇摆，疲惫不堪的丁捷走下船时，无意识地向后倒去，跌在甲板的铁梯子上，伤及肩膀，至今仍未完全康复。

“这还只是采访，就发生了几件在我看来比较危险的事故，你可以想象长年累月在交通一线工作的员工，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多么不容易。”丁捷说只有深入一线，亲身体验，才能理解什么是平凡人的伟大。他也由此反思起人们对交通事业的忽视。

曾经，人们挤在绿皮火车上，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另一个城市；人们坐在摇橹或汽船中，在风浪颠簸中祈祷着尽快抵岸。短短几十年，江苏交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从一穷二白到四通八达的转变，但所有人都在享受着现代交通的便捷之时，却不在意这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又是谁在默默维持着交通体系的运转。

真正踏入江苏土地上的交通网络工作，丁捷发现大多数人对交通运输事业的了解是片面的。江苏交控负责全省高速公路、过江桥梁、铁路、机场、港口的运营和管理，同时涉及电力能源、客运渡运、智慧交通等产业。具体到这个每时每刻都在运转着的庞大系统上的“螺丝钉”，则涵盖了道路清障、公路养护、机电维护、技术研发等众多工种。

感动和震动交织中，丁捷写下了《“三”生有幸》。他希望通过交通事业发展这一小切口，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代代国企人如何栉风沐雨，构筑了国计民生的支柱和保障，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力推手。

“我要把这些故事告诉所有人，告诉那些天天奔波在旅程中的人们，我们走的每一条路、乘的每一条船、坐的每一个航班里都蕴含着交通人的千辛万苦。交通承载着所有中国人的梦想。”

02

除了走访实地工作环境外，丁捷还阅读了数百万字的相关材料，深度访谈了五十多位交通人——他们是时代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人。丁捷在书中着重书写了这些交通人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其中不乏让人感佩的人物和令人动容的故事。

在开篇《夜来风雨晨来香》中，丁捷用复调音乐的结构写了余丽琴和郑兆芳两位“中国最美路姐”的故事。这两位同龄同职业的女人，一个热爱舞蹈却在花季失肢，一个家庭幸福却在中年失夫。她们曾经迷茫过、消沉过，但最终都重回生活的正轨，并在工作中获得了肯定和尊敬。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从未谋面的“路姐”，却都曾因对方的事迹受到鼓舞，或许这就是良好的集体氛围带给人们的力量。

清障员胡海平的故事也让人印象深刻。清障说到底是跟事故打交道，胡海平的日常工作中，曾遇到过很多触目惊心的事故。2005年3月29日，一辆在京沪高速公路行驶的罐式半挂车在江苏淮安段发生交通事故，引发车上罐装的液氯大量泄漏。为了堵漏，胡海平和两位清障员身着防护服在事故前沿工作了三天三夜，也因为这次中毒，他的嗓子落下了病根。二十年来，胡海平带领清障队员救援3万余起，解救受困驾乘人员千余人次，成功处置多起特重大事故，可以说是以命相搏，保障京沪大动脉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报告写事，文学写人，写人就离不开写情。因《“三”生有幸》中个性鲜活的典型形象与深入人心的情感共鸣，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评价丁捷“对当下报告文学所进行的思想、艺术纠偏取得了很好的审美效果和读者效应”。

丁捷认为，写报告文学，不管是多么宏大的题材，最终都要写具体而微小的事，要进入人性深处和人物的内心：“你有没有悲悯之心？你能不能触摸到别人尖锐的疼痛或欣喜若狂的愉悦？你要真正跟写作对象相处，走入他们内心最深处，唤起共鸣共情。这时候，你才能真正设身处地，从对方的内心出发来书写。”

丁捷曾与余丽琴有过两个半天的促膝长谈，也许是早已消化了病痛与磨难，在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中，余丽琴一直显得很平静，她甚至还抽了两张纸巾递给感动流泪的丁捷。完成书稿后，丁捷和余丽琴见了第三次面。这一次，余丽琴热泪盈眶，“我都没能讲到自己内心深处这么‘远’，是你把我带到自己内心这么远的地方来了，我现在读这个故事，更能够认识自己，也为自己感到自豪和激动。”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作家只有走到人的内心最深处，才能感动主人公，感动作者，最终感动读者。”丁捷说。

03

熟悉丁捷的读者都知道，他曾是著名的青春作家，长篇小说《依偎》斩获七项国内外大奖。近年来，他的创作脱虚向实，先是抛出“问心”三部曲，引起广泛讨论，而今又奉上这部报告文学。

为何近年来的创作重心转向了纪实文学？

“用中国作协领导的话来说，我是中国作家中所谓的‘现象级’作家。我本身的人生阅历比较丰富，从未埋头在书斋创作，而是扎根在火热的生活中，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与时代融合在一起。我自己就是我所有作品里面的人物。”丁捷说，他毕业后先后做过大学教师、省级机关干部、省属企业集团负责人，并援疆三年，“我的见闻中有热度的素材太多了，我要把这些先写出来，趁热捧给读者。”

此外，丁捷一直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文学应有效介入现实，切实发挥社会效用，“如果文学一点社会效用都没有，越来越小众，最后被边缘化，文学也许会慢慢消亡，这是所有文学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希望以个人的微薄之力抓取一些大家了解却又无法细究的现实主义题材进行创作，也许能发挥文学的现实作用。”

但丁捷本质上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人，用学者丁帆的话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作家。近年来，丁捷迷上了绘画，对他而言，绘画充满着浪漫色彩和超现实因素，有效弥补了他在现实题材创作过程中对似是而非、虚拟情感空间的需要。去年末，丁捷出版了文学绘画集《白话胶囊》，并陆续办了多场画展；近日，南京地铁首次发布了联名公交卡——作家丁捷文学绘画纪念卡。丁捷“画家”的身份也为更多人所知。

对丁捷而言，“纪实”是一种文学责任，“虚构”则是一种文学理想；如果说现实主义来源于丁捷多年来踏实行走在大地上的见闻和思考，那么浪漫主义则根植于作家的天性。难得的是，丁捷在两个方向都取得了斐然成绩。

文学“痴情儿”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丁捷告诉记者，他有两部非虚构作品将于年底交稿，也在继续小说创作，“前几年接受采访时也跟记者说过在构思一部小说，但都没有兑现。明年你再来问我，我还没有开始写的话，就很惭愧啦！”

■对话

中国故事就是打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故事

现代快报：评论家吴义勤在序中肯定了《“三”生有幸》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样本，是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一次鲜活的文学表达。关于“讲好中国故事”，您有什么心得和体会？

丁捷：我们现在经常提一个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让全世界的人感受到“命运”是共同体？你所讲述的命运故事，应该直抵所有人的内心，唤起所有人的共鸣，追求人性中美好良善的一面。“讲好中国故事”不一定是宏大的故事，但一定是能打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故事。

现代快报：书中的很多人物故事让我看到了父辈们工作的身影和精神，他们的事迹能够带给当下年轻人怎样的工作和人生启示？

丁捷：当下的年轻人，各方面都比上一代人强，但也缺少长远的目光，急于向人生索取回报。就像好酒要酿，人生也是这样，过早地向人生兑现幸福，反而兑现不了，因为人生太单薄了。年轻人应有朝向未来的格局，同时有一颗能够踏实往前走的恒心，这两者缺一不可。《“三”生有幸》第一章里面的这两位女士（余丽琴和郑兆芳），都是普通的女孩子，但她们为自己赢得了灿烂的人生，这跟她们有韧劲、始终相信未来有关系。

现代快报：从14岁开始写作，这么多年来您的文学观点有没有变化？

丁捷：我从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的文学观念。十几岁懵懵懂懂的时候，因为对文学的喜爱开始写作，自我表达后就觉得很开心。青少年时期通过文学艺术奔放自我，那么中年时期则更多地在逃避自我。能够在文学创作中寻找到逃离现实的真空状态，远离世俗物质主义的绞杀。每个人都需要物质生存，但陷入物欲，也有可能毁了自己。

我有一些被社会定义为成功人士的朋友，饱受失眠的困扰。他们告诉我，一个人静下来，那些生活中的伤害和困顿便在脑中席卷而来，反复伤害他们。很多人缺少心灵的真空天地，我们能够在文学创造的虚拟空间中安放自我。

现代快报：如何保持充沛的创作活力？

丁捷：我天生是一个敏感脆弱的人，不管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的刺激，都能引发内心巨大的波动。这种波动有痛苦也有美妙，但它是最好的文学艺术，我时不时就将这些情感呈现出来。

现代快报：最近在阅读什么书？

丁捷：最近见了梁晓声老师，他赠送了《父父子子》和《人世间》，我正在阅读。我虽然不写科幻题材小说，但我非常喜欢科幻小说；我也非常喜欢阅读各个国家的历史；我常年读国外原版的艺术画册。年轻的时候不喜欢中国画，但到了一定年龄，经过沧桑之后，好像才看得懂，最近在大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和绘画、书法。

现代快报+记者 张垚仟/文 牛华新 郑芮/摄